新时期中国女导演之共性研究[Summary]在中国电影产生并发展的百余年间，涌现出了许多知名的女导演，她们在女性社会地位不断提升的过程中通过电影来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本文将在纵观中国不同时代的女导演群像的基础上，重点以《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今年夏天》《红颜》《杜拉拉升职记》等女性电影为例，重点从创作特征、创作主题两个方面对新时期中国女导演的共性进行研究，并试图探析中国女导演在电影之路上的发展趋势。[Keys]中国；女导演；特征；主题；共性一、中国女导演群像20世纪初，中国电影扬起了航行的风帆，20年后，中国历史上的首位女导演谢采珍凭借自导自演的影片《狐雏悲声》拉开了中国女性电影的序幕，但在20世纪上半叶的动荡局势中，中国的电影发展举步维艰，女导演更是凤毛麟角，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1]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女性地位得到重塑，更多地参与到了社会生活之中，随之而来的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开始通过电影来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整体来说，这一时期的女性电影依然笼罩在男权思想之下，包括王苹、王少言在内的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女导演所拍摄的影片大都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如《永不消逝的电波》《柳堡的故事》《永远忠于党》等，在主流社会意识的规约下，此时的女性电影并没有真正展现女性的生活，体现女性的自我意识。在经历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西方女权思想的影响，中国女导演开始拍摄大量的女性题材的电影，如王君正的《山林中头一个女人》、董克娜的《谁是第三者》及鲍芝芳、张暖忻、黄蜀芹的电影作品均从不同的角度对女性的社会地位自我觉醒进行探索，其中黄蜀芹的影片对女性的社会地位进行了切实的体现，展现出在女性意识觉醒的初级阶段女性自身在男权社会中所面临的困境及突围方式。在中国电影发展到20世纪末之际，第五代导演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一时期中国电影整体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就女性电影而言，大都延续20世纪80年代的题材，在创新意识发展及女性觉醒意识深度方面并无明显进步，其中流传范围较广的有史蜀君执导的《女大学生之死》、胡玫的《江湖八面风》《鹭鸟情》、李少红的《四十不惑》《血色清晨》等。[2]在第五代导演依然活跃于中国影坛的同时，第六代导演伴随着21世纪的钟声以全新的面貌呈现于世，以李玉、徐静蕾、李虹、马俪文、唐晓白为代表的女导演开始在女性电影的执导中融入了时代色彩和个性特征，促进了女性电影跨越式的发展。在她们的电影中，用女性的视角书写着各行业、各阶层的不同女性的家庭、情感、社会生活，如《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今年夏天》《红颜》等影片均对中国电影节起到了强有力的震颤，近年来逐步将影片的艺术性与商业性融合的《杜拉拉升职记》《二次曝光》等影片也在票房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本文将在纵观中国不同时代的女导演群像的基础上，重点以《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今年夏天》《红颜》《杜拉拉升职记》等女性电影为例，重点从创作特征、创作主题两个方面对新时期中国女导演的共性进行研究，并试图探析中国女导演在电影之路上的发展趋势。二、新时期中国女导演创作特征纵观中国电影产生并发展的百余年，涌现出了许多知名的女导演，她们在女性社会地位不断提升的过程中通过电影来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就新一历史时期的女导演而言，她们涉足影坛之初所处的社会环境与第五代及更早时期的女导演大不相同，新时期中国的女导演掌控了更多的话语权，在中国影坛有意识地确立自己的地位，在执导影片的过程中也开始真正表达女性内心的真实想法，使新时期女导演的创作更具女性独特的拍摄视点和叙述风格。[3]新时期的中国女导演很多并非专业导演出身，以往丰富的人生阅历使她们在进行电影创作的过程中更具个性化，加之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电影放映的方式逐步趋向多元化，小众电影或文艺电影更多地被中国观影者所接受、熟知，近年来，文艺电影也越来越多地进入院线，使新时期女导演及其作品在整个中国影坛更加稳固。在有意识地在中国影坛掌控话语权之外，新时期的中国女导演还有意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