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军统大案之羊城之恋程一鸣调走以后，上海区书记由郑修元接替。郑修元，1908年生，江西德安县人。郑修元进入特务处之后，曾在上海区当助理书记，后调回特务处本部，在“甲”室当秘书，曾经与王蒲臣同事很长时间。提起郑修元，就不能不说他那段著名的“羊城之恋”。这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1936年，两广事变平息以后，蒋介石赴广州视察，戴笠命李崇诗率郑修元等组成“随节处”，随时听候调遣。其时，郑修元化名为王文华。一个偶然的机缘下，郑修元认识了一个广州姑娘，学名叫做绮兰，闺名叫“阿芳”，在一家小店里做营业员，俩人彼此的印象都不错。就在这当口，郑修元得了“肠热”症，其实就是伤寒，来势很凶，住进了医院。因祸得福，恰好给了两个年轻人相处的机会。郑修元回忆说：“我住的是头等病房，只有一张病床。左边是落地长窗，右首不远，放置一张方形小茶柜。在茶柜与病床之间，放有一张木椅，绮兰每次来探望我，都是坐在这张椅子上。我用微向右侧的卧姿，恰好与她咫尺面对。她的轻言细语，她的蜜意柔情，给予我病中极大的欣慰。她平日不喜浓妆，但只此薄施脂粉，淡装素抹，偶尔芗泽微闻，已足使我飘然欲醉了。”某次，绮兰又来看他，在谈话中，照例很客气地称郑为“王先生”。郑听了说：“我们已经这么熟，你又待我这么好，怎么还称呼我为王先生呢？”绮兰“嫣然一笑”说：“不叫你王先生，那么，应该叫你什么呢？”郑“毫不迟疑”地说：“当然叫我王文华，以后绝对不许你再叫我王先生。请你现在就开始叫我一声‘文华’好吗?”绮兰听了，“微笑地摇摇头”说：“不行，我还不习惯叫你的名字，得慢慢来。”郑修元回忆说：“我略微抬起上身，两手突然地把她的纤纤玉手握住，口中说道：‘你总不能永远叫我王先生呀，迟早要叫我名字的，现在开始不是一样吗?’”绮兰听了，“略为忸怩了一下”，说：“好的，不过你要放开手，不要抓住我，还要闭上眼睛，转面朝里。”郑修元回忆说：“我依她一一照做，她俯下身子，用她那樱桃小口，贴近我的右耳，轻轻地吐出两个字：文华。等我满意地扭转身躯，睁开眼睛，看见绮兰的双颊上，挂上两朵红云，那种不胜娇羞的神态，美极了，也媚极了。”自此，双方的关系突飞猛进，绮兰每天都抽空都来看郑修元。郑回忆说：“一日，绮兰探视我后，离开医院，返回店中上班，我力疾起床，缓步行至病室外之窗前，绮兰正向医院大门走去，眺其苗条的背影，轻盈的体态，疾徐有致的脚步，越发觉得她太可爱了。恰巧她此际亦转身向病房楼头张望，瞥自见我站立窗前，目送她的离去，便对我嫣然一笑，并向我摇手示意。翌日下午再来探望我时，便嘱咐我以后当她离去，不要勉强起床，免碍卧养，等我告诉她，医生已允许我偶尔起身在室内走走，她始欣然无语。”经过37天的治疗，郑修元的“肠热重症”终于痊愈，郑的主治医师曾对他说：“这种病症，通常总要五十余天，甚至两个月，才能全愈。”对此，郑当然千恩万谢，对于其高明医术表示“极为佩服”。心里却在想：“多亏绮兰每日前来探望，慰我心绪，解我寂寥。而深情款款，一片真诚，更给予我以难以形容的快乐。要不然的话，哪里会好得这么快呢。”30多年以后，回想起这一段，郑修元犹无比向往地说：“及今回思，在我当时的那种病里生涯，不仅毫无愁苦，简直是一种万金难买的幸福。设若此后有生之年，还能拥有像绮兰这样待我的腻友，我倒很乐意再生一场大病，即使是久病不愈，我也心甘情愿。”在郑修元住院期间，“随节处”的工作由“李崇诗兄负责独力主持”，郑出院以后，蒋介石已经离开广州。因此郑修元的病是好了，可是“劳燕分飞”的时候也到了。郑回忆说：“记得最后一次的话别，是约她在财厅附近的一家叫哥仑布的西餐厅里。在一个隔间的火车厢的小房间内，面对面地黯然话别。她一再叮嘱我大病初愈，务须多多保重。我则希望她不要忘记常常给我写信。”为着礼貌，行前，郑还买了一些水果点心，去看望绮兰的双亲，郑说：“这次才见到了她的父亲。瘦瘦长长的身材，一脸忠厚诚朴的形相。对于我和绮兰一个多月的往还，表示非常欣慰。她母亲因为和我见面次数较多，对于我之即将离去，也略现惜别依依之感。倒是绮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