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集群行为参与惯性分析摘要：由于转型期正式利益表达渠道不完善，农民工群体在遭受权益受损时易选择集群行为的非正式方式进行维权抗争。正式渠道缺失，而“闹大”方式有效，造成农民工集群行为参与的惯性。基于政治系统理论，构建了农民工集群行为循环模型，并结合2013年S市和2015年Y县的农民工调查数据，探讨了基于政府信任中介效应的农民工集群行为参与惯性机制。研究发现，农民工集群行为参与存在惯性，其惯性机制表现为集群行为参与经历通过降低政府信任水平从而增加农民工未来集群行为参与的意愿。对农民工集群行为的治理在于疏通，而非反应式处理。政府需要一方面加强正式利益表达渠道的建设和完善，另一方面在农民工集群行为中扮演好第三方调解角色，防止因政府信任缺失而造成的农民工集群行为参与惯性。关键词：农民工；集群行为；政府信任；惯性机制：F323.6文献标识码：A：1009-9107（2017）03-0084-11引言随着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特别是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农民工持续大量向城市流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6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经达到2.74亿人。大规模人口流入改变了城市社会结构，导致城市社会个体之间、阶层之间和群体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农民工作为外来人口，处于城市社会底层，合法权益屡遭侵害，维权相对困难，导致以农民工为主体的群体性事件频发[1]。群体性事件是因人民内部矛盾而引发，由部分公众参与的，有一定组织和目的的集体上访、集会、阻塞交通、围堵党政机关、静坐请愿、聚众闹事等群体行为[2]，其更一般化的概念是集群行为[3]，泛指个体在某种具有集体性的冲动影响下，经由社会互动而形成，具有某种社会共同性的行为[4]。集群行为以群体形式出现，旨在提升群体不利的处境[5]。当前中国农民工集群行为多为权益受损后的维权抗争，属于被动反应式集群行为。究其原因是在社会转型期正式利益表达渠道尚未完善的背景下，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不得不选择集群行为的“闹大”方式进行维权。政府部门往往迫于压力对规模较大的集群行为予以更多重视[6]，使得农民工习得“闹大”的集群行为比正式渠道更加快捷有效的经验，从而更加倾向于选择集群行为的非正式渠道进行维权抗争。因此，农民工的集群行为参与经历可能影响其集群行为参与意愿，形成集群行为参与惯性。农民工集群行为以劳资关系利益纠纷为主，双方主体是农民工和雇主企业，政府通常在其中扮演第三方仲裁的角色[7]。中国农村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封闭的乡土社会，传统的臣民文化是其政治文化的核心[8]。由于政治文化的稳定性，臣民文化很可能仍是主导农民工政府信任的重要政治文化。基于这种文化影响，农民工集群行为的目的往往是寄希望于通过“闹大”的方式引起政府的注意，获得其出面调解。集群行为在当前转型期作为底层群众与政府的特殊交互，不仅基于政府信任，同时也建立政府信任。伊斯顿的政治系?y理论认为，政府信任本质上是在公众与政府的交互过程中产生的[9]。在农民工集群行为参与经历对其后参与意愿的影响过程中，政府信任发挥重要中介作用。因此本文基于政治系统论，利用实地调查数据，系统探索农民工集群行为参与的惯性机制，以期为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提供解决思路。一、集群行为与政府信任集群行为在西方属于社会运动研究范畴，包括个体角度和结构角度两方面的研究视角。个体研究从理性和情感角度出发，从怨愤心理[10]、相对剥夺感[11]、群体认同[12]和群体效能[3]的心理动因，到社会网络、领袖角色的动员要素[1315]分析了集群行为从意愿产生到动员成功的影响因素。集群行为作为政治社会下的产物，其发生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情境，与个体角度不同，结构角度的研究视角认为集群行为是社会变迁过程中旧的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还未建立而产生的失衡状态[16]。欧伯箫从结构关系角度辨析了集群行为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认为一个社会的纵向整合越差，则越容易发生集群行为[17]。所谓纵向整合，即普通公众与权力结构之间的整合。中国农民工作为城市社会底层群体，与权力结构之间少有直接互动，通常更直接地通过政府信任关系相联系。农民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