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贫困的多维测度及治理---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一、引言随着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中国的绝对贫困问题即将全面解决。然而，新的贫困问题以及更高水平的贫困问题依然存在，这些贫困问题在很大层面都是和城市贫困类似，并且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这就要求不断更新对贫困的认知。多维贫困是当前领先的贫困治理理念，对其进行测度和研究有助于与收入贫困状况进行比较，更好地认识中国当前的城市贫困现状。收入贫困是从传统角度对贫困进行测度和衡量的，该理念也是指导当前贫困治理的主要方法，在具体的贫困举措上也是以相关人群是否在收入上摆脱贫困作为评价贫困治理成效的最核心和最关键指标。由图1可知，中国城市贫困从1981年的27.91%下降到2013年1.79%，绝对贫困问题趋于基本解决，但新的贫困问题、社会排斥等不断出现，教育、健康等问题逐步凸显，生活条件差异显现，而测度这些因素对贫困的影响则是多维贫困的题中之义（陈宗胜和于涛，2017）。因此，多维贫困是未来中国城市贫困测度需要采取的方法和对策。对于多维贫困与收入贫困的进一步关系，二者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则没有确定答案。从理念设计上来說，阿马蒂亚·森（2013）认为能力贫困是对个人自由更深层次的认知，因而这也就和收入贫困拉开了距离，即二者不是从同一个层面进行分析。OPHI认为，通过在教育、健康和生活条件等方面的补救而实现对收入贫困的补充。OPHI的看法从某种程度上是基于实践可行性分析的，为了推广多维贫困治理落到实处，从实际角度考虑各个国家当前扶贫工作的具体情况，而难以纯粹从理念上规划，这就使多维贫困从理论走向实践的路更长。因此，笔者认为阿马蒂亚·森是从最终目标论述多维贫困与收入贫困的关系，而OPHI则主要是基于实践出发。多维贫困治理应该是对应更高发展水平的贫困测度和治理思路。具体到某一国家而言，就要结合该国的发展阶段和实际情况，分阶段、逐步实现从收入贫困到多维贫困的测度。二、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分析基于阿马蒂亚·森的推动，对贫困的认知也逐步从“收入或消费”的单一维度扩展到教育、健康和生活条件等多个维度。阿马蒂亚·森认为，应从能力、功能、权利等角度讨论贫困问题，一方面，贫困的实质是人们缺乏改变其生存状况、抵御风险等的能力，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贫困往往是和不平等相伴随的。这就是多维贫困指数（MPI）的理论支撑，该指标在考虑教育、健康和其他生活条件之后测度了每个人的贫困剥夺程度。多维贫困指数（M0）将---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是对非自由或能力贫困的（部分）测度，可以表示为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强度的乘积。M0=H*A为了测度MPI，学者们提出了基于信息理论的方法（Lugo等，2009）、公理化方法（Bourguignon等，2003）、双界线方法（AF方法）等。其中，AF方法应用最为广泛，该方法是由Alkire和Foster（2011）在FGT指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基于能力理论的多维贫困测度逐步从理论进入政策和实际工作中。牛津大学的OPHI定期公布全球100多个国家的全球多维贫困指数，是全球多维贫困测度的主要学术研究机构和指导中心，为多维贫困纳入政策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推进工作。世界银行在2011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启用多维贫困指数（MPI），正式取代了人类贫困指数，成为多维贫困走向实践的里程碑式标志。之后，部分国家陆续发布了官方的多维贫困指标，比如巴拿马、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等国。在中国，以国际扶贫交流中心（IPRCC）为依托，在武陵山等地区进行了多维贫困的研究工作，近年来其他学者也进行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研究。多维贫困方法和测度具有较强的政策针对性，也便于从多维视角对城市贫困治理提出更有效的政策建议。王小林和Sabina（2009）通过对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NS）分析，发现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多维贫困发生率远远高于以收入为标准的贫困发生率;使用维度包括住房、饮用水、卫生设施、电、资产、土地、教育和健康保险。邹薇和方迎风（2011）使用收入、教育和生活质量三个维度去测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