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覆判案件看北京政府时期基层司法的状况与特征以江苏为例摘要：中华民国建立后，司法部创置了一套全新的刑事覆判制度，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调适。覆判案件不仅可以展现当时的法制实态，也鲜明地反映出省级司法机关审检独立的特点。从结果、类型、数量等方面量化分析具体的覆判案例，能够发现基层司法的三种特征：较低的覆判核准率透视出基层司法审断质量不高、覆判案件的种类和比例与被告人素质有着密切关联、覆判案件多寡呈现出基层法治水平的地区差异。关键词：北京政府时期，县知事兼理司法，覆判，量化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6)20-0022-06县知事兼理司法制度作为民国时期最核心的基层司法制度，虽然在制度文本和审判程序方面较为成型，但是其相关的制度设计在地方实践层面却有所背离。司法部针对县知事兼理司法制度的弊端，创造了一套完整的覆判制度，自觉从“体制内”展开基层刑事案件审理的补救程序。①迄今为止，虽然学术界对此课题有一定的研宄成果，但是仍---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有继续探宄的空间。②本文首次依据江苏省档案馆馆藏的司法档案，结合报纸杂志、政府公报等资料，试图从覆判制度的原委、特点及实际运作等层面做一初步探讨，以期推进相关研究。谫陋之处，冀方家高明教正。一、覆判制度的缘起与演变中华民国肇建之初，承续了清末“新政”所提倡司法与行政分立的改革运动，全国各地出现遍设新式审检厅的热潮。然而，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之后，大量裁撤审检厅，推行县知事兼理司法的运作模式。1914年4月，袁世凯囿于政局紊乱、司法经费拮据、法学人才短绌等多种因素，颁布《县知事兼理司法事务暂行条例》，规定：凡未设法院各县之司法事务，委任县知事处理之;县知事审理案件，得设承审员助理之。③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北京政府时代，全国兼理司法之县数，恒在百分之九十以上”。④与此同时，司法部在《县知事审理诉讼暂行章程》中明确制定了县知事受理第一审刑事诉讼案件的操作细则。然而，这种“官样文章”难以有效得到落实。县知事主政一方，多趋重行政，对于“司法事务，不暇兼顾”，“至于法律智识，尤成问题”。⑤熟稔法律事务的承审员实际上受制于县知事，“承审如不从命，一朝难安于其位”。⑥所以，县知事兼理司法制度的运作模式在实行中“弊端百出，为世诟病”。⑦对此，司---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法部为减少冤假错案，创制出刑事覆判制度，“此亦势之不得不然者也”。⑧值得注意的是，覆判制度在传统中国社会已初具雏形。清政府为展现“慎重人命”观念，规定地方衙门判决死刑案件须经大理院复核后生效。毋庸置疑，这种由县而府、由府而道、由道而司的转送机制，在实施效果层面上大打折扣。司法部为简化程序与提高效率，将死刑案件和一些特定刑事案件的复查改归各省高等审判厅办理。①各省司法部门以“改章伊始，疑义滋生”，纷纷请示制定具体法规，“昌期遵守”。②因此，司法部颁布了《覆判暂行简章》。纵观整个北京政府统治时期，司法部先后三次修订了《覆判章程》。如表1所示：据表1可知，司法部不断扩大覆判的适用条件，这意味着各省高等审检厅的工作量大幅度增加。1914年12月，江苏高等审判厅对此不无抱怨：兹查苏省各县知事审理刑事案件，关于判处合乎《覆判章程》之人犯，多未送请覆判，按诸法律，自下数百起，现有庭员以之审理通常控诉、上告、覆判案件尚觉无暇晷，若再令审理前项覆判案件，势必顾此失彼。③司法部不得不采取变通之法，将属于三等有期徒刑以上的“窃盗罪及其藏物之罪”排除在外，因为“县知事审理第一审案件属于此种刑事甚多，案情既大抵轻微，审理亦不---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不得认为判决确定惟以全省约计应送覆判案件不难精确”。④1922年前后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决议将考察中国司法现状作为确定是否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的依据，这驱使司法部展开新一轮的司法改良运动。为了提高基层司法水平，司法部要求县知事审断的一切刑事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