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关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札记-哲学理论论文一、“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维特根斯坦就这样以神秘的朦胧诗一般的语言结束了他的《逻辑哲学论》。就是这本不到10万字的格言体著作，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哲学流派，扭转了20世纪哲学的方向。它是20世纪享有盛誉的哲学团体“维也纳小组”的“圣经”，在学术聚会与学术沙龙上被逐字逐句的朗诵和讨论，而维特根斯坦本人却以他特有的高傲多次拒绝成为这个著名小组的成员。美国著名哲学史家W·考夫曼曾经说过：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标志是：他的出现为哲学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而这样的事情维特根斯坦在他的一生中居然做了两次！如鹰鹫般棕色而瘦削的面孔，目光深沉有神，举止灵活有力，特立独行，天马行空，没有恋爱，没有婚姻，没有朋友……这就是维特根斯坦，20世纪哲学革命中神话般的英雄。还有，一个同性恋者，抑郁症患者，多疑，狂躁，伴随一生的“自杀情结”，生前身后的荣辱毁誉……这也是维特根斯坦，20世纪哲学分析的天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维特根斯坦应征入伍。未经作战即成为意大利人的战俘。而《逻辑哲学论》的手稿即是在战火纷飞中完成的。维特根斯坦后来对自己应征入伍动机的解释是：“是因为我有自杀倾向，而没有比战争更好的自杀方式了。”被捕时，维特根斯坦正骑在炮筒上，用口哨吹着贝多芬第七交响乐的第二乐章。什么是“可说的”？所有自然科学的命题，都是可说的。维特根斯坦如是说。什么是“不可说的”？生命。伦理。价值。情感。宗教。激情。想象。直觉。形而上的本体……一切可以赋人生以意义和价值的东西，都是不可说的。它们是如此神圣之物，以至不能被说，只能在沉默中显示。凡不可说的，只能显示。维特根斯坦如是说。维特根斯坦在写给好友冯·费克尔的信中如此解释他的《逻辑哲学论》：“本书的观点是伦理的观点……也许这是开启这部著作的一把钥匙……：我的书由两部分组成：这里描述的部分加上所有我还没有写的东西。确切地说，正是第二部分相当重要。”不可说的、只能在沉默中显示的东西，永远比可说的东西重要。生命和文化永远高于自然和技术。于是：“凡可说的，都是可以说清楚的”，“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何等简洁、明了；何等单纯、透明。一如主人的衣着，简朴、整洁；一如主人的住所，一床、一椅、一桌，几盆鲜花。哲学的空间纤尘不染。简洁与单纯是哲学的最高境界。能将哲学还原至此境界的思想者，非大师莫属。我们还需要说什么，我们又还能说什么呢？当有人告诉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剽窃了《逻辑哲学论》中的思想时，维特根斯坦大度的一笑：“我不在乎一个小孩偷了我的一个苹果。”因此，哲学在维特根斯坦那里终结了。因为“所有的哲学问题都解决了”。维特根斯坦有力地挥动手臂，大声向世界宣告。维特根斯坦走了，走的如此潇洒从容，充满自信。二、乡村教师维特根斯坦离开了哲学的王国，离开了城市的喧嚣，到奥地利三个偏僻的乡村当小学教师。那些偏僻的小山村，如果不是维特根斯坦，历史学家将永远不可能知道它们的名字；而那些有幸受教于维特根斯坦、如今大部分早已作古的村民，也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他们曾经和一个世界级的哲学大师一起生活、学习。维特根斯坦曾多次表示不愿意做大学教师，他甚至认为，一个人不可能既是大学教师，又是一个诚实的人。这使我想起一个笑话：一个律师的墓碑上刻着：“这儿躺着一个律师，一个诚实的人。”一个过路人看见后惊讶的说：“真没想到这么小的地方居然躺得下两个人！”但维特根斯坦那过于直露的自白仍然让我震惊！不仅因为我生活于有着“天、地、君、亲、师”的文化传统的中国，教师被视为“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更因为我自己是一名大学教师，我内心深处时时由衷的泛起一种职业的自豪感。直到有一天，某个突然发生的情境闪电般击中了我的生活，若不是那个突如其来的“内心事件”（借用萨特的术语），我也许永远无法体认维特根斯坦内心世界的矛盾与情感冲突。那是在别人看来一件极不足道的小事：我和往常一样站在讲台上，阶梯教室座无虚席。我几乎像一个动了感情的演员，深深沉浸于自己的角色，忘记了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