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妇女——为什么中国需要重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批判作者：宋少鹏【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市场化转型是通过两种私化——产权的私有化和家庭的私人化——实现的。通过把再生产部分的劳动推入家庭，一方面制造出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使绝大多数女性处于结构性不利地位，在家庭内部传统的性别化劳动分工没有得到彻底改变之前，再生产劳动的私人化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女性化。面对新自由主义体制带给妇女的伤害：经济上的分配不公和文化上的贬低，流行的社会性别理论无法给出强有力的女权批判，反之，社会性别理论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暧昧的同谋关系。因此，中国的女权主义需要正视中国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80年代妇女研究运动、90年代社会性别研究的正面和负面的遗产，在对女权思想进行自我批判的前提下，重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批判，同时，把性别公平纳入到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和未来社会的激进想象中。【关键词】新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妇女社会性别研究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在当下中国，重新讨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任务，即女权主义如何应对新自由主义带来的问题。中国自从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国社会从国家社会主义转向了国家资本主义。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个人自由增加、选择增多的同时，绝大多数妇女包括城乡中产阶级、劳动阶级妇女，发现生活并没有变得容易。生活压力变大，整体社会氛围对于妇女并不友好：从日常生活里的黄色笑话、媒体公开地蔑视妇女，到就业歧视、职场性骚扰；从家庭暴力到性强暴，似乎变得更不安全。社会各个领域充斥着男性荷尔蒙的气息，甚至相当一部人认为相比于毛泽东时代，中国妇女的地位下降了。妇女面对各种新的问题和经历的各种伤害，中国的女权主义需要找到新的理论工具和批判武器来解释这些旧的或是新的压迫形式，并提出新社会的合理想象，寻找可能的反抗模式，推动社会向对妇女友好的方向发展。所谓需要新的理论工具，是因为笔者认为目前流行的社会性别理论并不能很好地回应新自由主义的挑战。社会性别理论传入中国和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时间上有着奇妙地巧合。只是历史的偶然，还是两者有着某种契合？本文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及表现形式以及给妇女带来的伤害。换言之，目前中国妇女的不利处境能否归因于新自由主义政策？第二部分，分析中国社会性别研究的特点，分析社会性别理论和实践为什么不能很好地回应新自由主义的挑战，甚至无意中可能被新自由主义收编，服务于新自由主义的需要。第三部分，从妇女解放的角度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遗产？第四部分，讨论社会主义女权的未来图景。面对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挑战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包袱，女权主义的批评该从哪里出发？能否想象一种“基于社区的社会主义女权运动”的可能性？通过回归真正的社会主义——基于个人自由和平等参与的社区民主和社区自治，以公民精神和共同体意识——来抵抗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对社会的破坏和侵蚀。一、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首先澄清本文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解。新自由主义有几个关键特征：第一，国家与市场的结盟。尽管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表现为对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回归”，在历史时间和实践上，新自由主义是建立在对凯恩斯主义危机的回应上，尽管批评凯恩斯主义式的国家干预，但是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完全放弃“国家之手”。①汪---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晖认为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上基本表现为：在稳定条件下要求激进化放权让利的过程；在动荡的条件下要求国家保护市场；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要求国家全面退出。第二，国家减少福利供给。国家从对公民全面照料的个人福利供给中撤退，把许多以前由国家承担的责任推给个人。西方国家表现为从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中后撤；中国表现为对单位福利制度的抛弃。第三，市场原则支配所有的社会关系。社会成为一个市场社会，市场并非服务于人、嵌入于社会之中，而成为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