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农业学大寨”运动，使大寨名扬中外。但鲜为人知的是，当年参与大寨农田基本建设的，有一支英雄的连队――它就是曾经被国防部授予光荣称号的人民解放军“英雄八连”。其实，大寨和“英雄八连”是一种亲上加亲的关系，二者交往时间之久、接触之频繁、关系之密切、感情之深厚，很少有外人知晓和理解。陈永贵希望部队帮助大寨培养一些干部，驻太原某军的领导确定让八连和大寨结成互帮互学的对子关于大寨和“英雄八连”的故事，还要从1963年的那场大洪灾说起。1963年8月，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遭受了一场百年未遇的洪涝灾害。这是一场令人刻骨铭心的灭顶之灾。也就是在这年年底，八连开进了大寨村。那场连续七天七夜的大雨过后，大寨被洪水蹂躏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几十条堤坝被毁，139亩梯田一棵苗不剩全被冲光。400多亩地的苗虽然没被冲光，但也是东倒西歪淤在烂泥里，收成无望。村里墙倒屋塌，到处是黄泥浆。全村140孔窑洞倒塌了113孔，125间房子全部倒塌的有77间，粮食被淤泡了2万多斤。几百口人没有了住的地方，有100多人挤在学校的教室里。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大寨大队几百口人团结在党支部周围，提出了著名的“三不要、三不少”。“三不要”是不向国家要粮、要款、要物资“；三不少”是当年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分给社员的口粮不少、集体收入不少。在大寨的历史上，1963年是“七灾八难”的一年，除了8月份的洪灾，还经受了两次风灾，一次雹灾，一次霜冻，加上春播时的涝灾和洪灾前的一次干旱，全年共遭受大小灾害达7次之多。就在这样的大灾之年，大寨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夺取了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42万斤，平均亩产达到742斤，仅比上年减少4％；卖给国家粮食24万斤，社员年平均口粮400多斤，都没有少于去年；全村的综合收入比上年还略有增加，实现了“三不要、三不少”的目标。昔阳县隶属于晋中地区，中共晋中地委和晋中行政专署所在地在榆次。秋后，大寨战胜特大自然灾害、大灾之年获高产的消息和报道连续在《山西日报》发表。晋中地委和行署在榆次召开了一次会议，表彰地区的先进单位和典型，陈永贵在会上介绍了经验。当地驻军也受邀请派代表出席了会议。这期间，部队领导和陈永贵开始有了接触。“我第一次见到陈永贵是在1963年。”说起这段往事时，胡炜第一句话就告诉笔者，他是在1963年与陈永贵相识的。胡炜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3年3月任北京军区驻太原某军政治委员，1964年7月任军长。胡炜回忆说“：以前我不认识陈永贵。1963年下半年，军部正在召开一个团以上干部会议。陈永贵到太原来了，我们请他到军部作了一次报告，讲了3个多小时。中午，军里的领导请陈永贵吃了一顿饭。那次大寨就来了他一个人。陈永贵向我们提出，希望部队帮助大寨培养一些干部。军里的领导经过研究，确定让八连和大寨结成互帮互学的对子。大寨那时候是山西省农业战线上的一个典型，而八连是我们军里的典型。从地理位置上看，八连的驻地在榆次，距离大寨也比较近……”这就是八连和大寨结成“一对红”的由来。1963年12月，北京军区驻山西省榆次某步兵团派出了25人的小分队，由团政委刘健身率领，背着背包，踏着积雪，来到了大寨。他们此行的目的有三：一、慰问，因为大寨还处在灾后恢复阶段，首先就带有一种慰问的性质；二、参观学习；三、评估，就派部队到大寨帮助灾后重建、并与大寨结成互帮互学的对子等事项进行评估。这一次到大寨的人数不多，时间也不长，仅停留了一个星期就回去了。8月的大洪灾过后，大寨内部发生过一次“先修窝还是先修坡”的争论。修窝指的是修房子，修窑洞，让村民先有一个住处；修坡是指修整梯田，恢复生产。争论的结果，大寨人统一了认识：先修坡后修窝，治坡治窝相结合，把主要精力放在生产上，有了粮，心不慌，也就稳定了人心。此时大寨党支部又提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设想：5年恢复土地，10年建成新村。实际上，大寨仅用两年就全面恢复了生产，1964年粮食亩产达到809斤；3年多一点的时间，全部搬进了新居，结束了住土窑洞的历史。一直到现在，大寨村民的住房还保持着那一时期的格局：一排排石窑依山而建，石窑之上又盖起了一排排青砖瓦房，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