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视角:区域安全风险的协同治理探讨摘要：区域重大安全风险的影响具有跨域性，其治理需要区域性协同治理。当前京津冀地区在人口巨流、环境风险、公共安全、社会冲突等方面表现出“热点性”安全风险，主要由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不协调、安全风险治理与经济发展不同步、资源机会的区域性配置不合理所造成。借鉴已有研究和国内外安全风险的区域治理经验，京津冀重大安全风险治理需突破既有的封堵型、单一型、压制型、零散型思路，逐步转向疏导性、多元性、民主性、系统性治理方式，实现多元主体合作、央地统筹协调、区际分工协同、经济技术并进、法治行政并施、社会参与并行的治理，核心是实现结构性（安全）治理。关键词：安全风险；结构性治理；区域主义；区域治理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6）01-0037-07随着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加速发展，中国国内一些重大安全风险越来越突出，体现出风险跨界性、影响集群性、原因复杂性、后果严重性、治理多元性或事件突发性等特点，单独依靠某种社会力量、某个区域或行业进行治理，实难为治。随着近年中央提出将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其涉及的重大风险治理同样具有战略性意义。作为国家首都所在区域，京津冀的安全风险问题不仅关系到居民安全，更关涉政治意义的首都安全和国家安全。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京津冀更是“公权磁场”，这类跨域安全风险的发生和治理具有极强的结构性，单个省市区已无力---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解决。一、安全风险的区域治理研究回顾及其评价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京津冀的经济社会发展一度落后于长三角、珠三角，累积了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如大气污染、资源紧缺、冲突不断等[1]。2013年～2014年，习近平先后考察津、冀、京三地，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理念，之后三地政府、学者对此进行热议研讨，并将合理建议逐步付诸政策实践。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念，安全风险治理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习近平多次提出“总体性国家安全”概念，区域安全风险治理也同样是其组成部分。因此，开展京津冀区域安全风险治理研究十分必要。（一）治理理论的兴起与发展治理理论的兴起，曾是政治哲学的重要贡献。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各类社会自治组织力量不断壮大及对公共生活影响的重要性上升，理论界重新反思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并对新公共管理的局限性进行修正。世界银行在1989年首提“治理危机”概念后，治理理论应运而生[2]（p.34）[3][4]。它拓展了政府管治视角，逐步延伸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涉及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进而出现了全球治理、公共治理、社会治理、法律治理、公司治理等概念。与传统行政管理理论等强调政府自上而下的管控不同，也与特别强调市民社会自我治理理论不同，治理理论一开始就强调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共治，多元方式并举。国家治理的目的或功能不外乎经济平稳发展、政治长治久安、社会和谐进步、人民安居乐业，也即社会学创始人孔德所希冀的“秩序”和“进步”两块基石。---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二）国外区域主义及区域治理实践与理论的成长近些年来，国外关于区域治理的实践和研究逐渐丰富起来。如1994年英国设立英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等9个区域政府办公室分区治理；布莱尔政府还突出地建立一个以区域政府办公室、区域发展局和区域议事厅为三大支柱的治理网络，形成新区域主义。区域治理即各地方政府、区域内非政府组织、私人部门、公民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为实现最大化区域公共利益，通过谈判、协商、伙伴关系等方式对区域公共事务进行集体行动的过程。区域治理理论在组织和方式上明显强调三点：一是多元主体间的网络或网络化治理；二是强调发挥非政府组织与公民的参与性；三是注重多元弹性“协调”方式解决区域问题，特别强调各地方主体为了区域公共利益和安全，让渡一定权力，达到相互纾解矛盾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