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现代主义小说的历史流变张学军内容提要：新时期现代主义小说的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79年到1984年为探索期。意识流、荒诞、茺诞、象征、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现代因素开始出现在当代小说创作中。这时还处在对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形式的借鉴阶段，艺术观念尚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异。从1985年到1988年为现代主义小说发展的高潮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各种艺术观念和形式技巧竟相登台，趋新猎奇，各领风骚。许多作家的艺术风格在这一时期走向成熟。但也潜伏下疏离当前文化环境、受到读者冷落的危机。从1989年到90年代中期为现代主义小说发展的转型期。在危机中，现代主义小说进行了自我调整。减弱形式实验，中止文本游戏，重时期现代义小说是作为传统现实主义的对立面进入当代文坛的，以对个体生命体验的尊重和全新的艺术实践，冲破了当代文学封闭的格局，从而促进了审美意识艺术观念和思维方式、感觉方式、表达方式的变革，扩大了小说的表现范围和功能。但也存在着把个人化体验推向极端、迷恋形式技巧、晦涩玄奥的局限。现代主义小说在新时期文坛上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在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它有着成功的艺术实践，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局限。对其发展轨迹进行梳理，对其历史功过进行评说，以探索其发展流变规律，是本文写作的目的。一、艺术形式的借鉴与探索当代小说中的现代主义因素是从意识流开始的。这可以追溯到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人民文学》1979.2）。接着王蒙发表了《布礼》（《当代》1979.3）、《夜的眼》（《光明日报》1979年10月21日），在1980年又发表了《春之声》、《风筝飘带》、《海的梦》、《蝴蝶》等小说，在吸收西方意识流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王蒙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和由此而引发的争论，形成了80年代初文坛上引人注目的热点，为现代主义小说的发展开拓了前进的路。此后，许多作家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意识流的表现形式，如高行健的《雨雪及其它》、《花豆》，李陀的《余光》、《七奶奶》、《自由落体》等。但更多的则是在充分揭示人物内心世界复杂性的同时，又保持着人物性格、故事情节的生动性；既采用了意识流的表现技巧，又照应了中国传统的审美习惯。如张贤亮的《灵与肉》《绿化树》、叶文玲的《心香》、李国文的《月食》、张洁的《忏悔》、张承志的《绿夜》、《大坂》、陆星儿的《青鸟》、黄蓓佳的《雨巷》、张辛欣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等等，被人们称为心态小说，或心理现实主义。这类小说的特点是对人物灵魂的深入开掘同客观写实相结合，在较为清晰的情节框架中，交叉着人物的心理活动结构。使人物的意识流动不再是漫无节制地自由泛滥，而是在理性定向的导引下有节制地涌出，显示出中华民族以理节情的审美精神。“荒诞”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当代文学中的荒诞因素最早出现于宗璞的《我是谁》（《长春》）1979.12中。主人公韦弥和丈夫都是从国外归来报效祖国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惨遭迫害，丈夫自缢身亡，韦弥受到强烈的精神刺激。恍惚之中，她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毒虫，那些专家学者也都变成了满身血污的虫子。她觉得自己并不是虫子，但又想不起自己是什么，不禁发出了“我是谁？”的呼喊。小说以颠倒错乱、荒诞变形的方式，表现出异化的现实和心灵的剧痛，展现出一幕动乱的年代人们身心变形变态的悲剧。后来，宗璞又写了《蜗居》、《泥沼中的头颅》等她所谓之的“超现实主义”的作品，都蕴含有荒诞的因素。张辛欣的《疯狂的君子兰》（《文汇）月刊1983·引也---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以梦幻和变形的荒诞手法，描绘了在金钱和商品世界沉浮的人们的扭曲形象，辛辣地讽喻了疯狂的拜金主义，揭示了金钱对人的灵魂的戕害。象征也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普遍使用的一种手法。这一时期的小说也出现了象征主义的因素。王蒙的《杂色》（《收获》1981·3）中的曹千里，从那匹形如枯槁的杂色老马身上，想到自己韶华早逝、碌碌无为，不禁发出了人生易逝的慨叹，同时也产生了一种自嘲式的乐观豁达和宠辱不惊的感悟。但在傲然卓立的山峰和辽阔无际的草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