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行刑社会化思考一、行刑社会化：刑罚发展史的逻辑结论刑罚运动有其内在的规律，其基本趋势是刑罚由重趋缓。我国刑法学家蔡枢衡先生指出：“反映于上层建筑，刑罚史也经历了五帝时代以死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三王时代以肉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隋唐至清以徒流体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和清末以后以自由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等四个刑罚体系。”（注：蔡枢衡：《中国刑法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日本学者福田平、大冢仁认为：“刑罚的历史，本来就是人的历史，这里记录着人生观的变化。迄至19世纪曾经占领刑罚宝座的身体刑和死刑，逐渐被自由刑所替代。”（注：（日）福田平、大冢仁著，李乔等译：《日本刑法总论讲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6页。）学者们认为，自由刑是作为死刑与身体刑的代替刑走向刑罚体系宝座的。在以死刑与身体刑为中心的社会里，定罪与量刑的特点是罪刑擅断、刑罚残酷与刑罚适用不平等，刑罚目的是威慑社会，因此，滥施刑罚现象极为严重。恩格斯曾对血腥残酷的《加洛林纳法典》进行过无情的揭露：“加洛林纳法典中的各章论到‘割耳’、‘割鼻’、‘挖眼’、‘断指断手’、‘斩首’、‘车裂’、‘火焚’、‘夹火钳’、‘四马分尸’等等，其中没有一项不被尊贵的老爷和保护人随一时高兴就用在农民身上。”（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97页。）在中国，先有黥、劓、fèi＠①、宫、大辟等旧五刑，后有笞、杖、徒、流、死等新五刑。文艺复兴后，随着资本主义自由、平等、人道观念的深入人心，人们日渐认识到死刑、肉刑的残酷性、野蛮性，从而要求限制或废除死刑、废除身体刑，并提出了刑罚人道、罪刑相当和罪刑法定的刑法原则。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自由刑适时登上了历史舞台，且迅速成为刑罚体系的主角。自由刑具有可分性、伸缩性、隔离性等特点，因此，自由刑曾被予以很高的评价。报应刑论者认为，自由刑具有隔离性，能够实现刑罚的威慑目的；具有可分性，能够充分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体现刑法公正性。功利刑论者认为，自由刑具有伸缩性、可分性，能够实现刑罚的矫正目的，认为封闭性的监狱是一个矫正罪犯的好地方。罪犯在社会化过程中失败后-即在习得社会规范、掌握生活技能并从生物人向社会人转变过程中失败后，需要接受强制再社会化以使其习得社会规范，掌握生活技能，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而监狱是一个使罪犯再社会化的好地方。（注：房传珏著：《现代观护制度之理论与实践》，台湾帝成打字印刷行1977年版，第1页。）然而现实却是，罪犯在服刑期间出现社会化迟滞问题及监狱化问题。---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罪犯被投入监狱后，需要同时进行社会化与再社会化。一方面，由于社会不断发展，罪犯需要进行社会化，以使罪犯自身跟得上社会发展；另一方面，罪犯同时还需要进行再社会化，即罪犯被迫重新习得社会规范、掌握生活技能，以弥补原来的社会化不足。监禁刑是一种剥夺罪犯自由的刑罚。监禁刑的执行是实现社会正义的需要，国家通过监狱执行刑罚，惩罚罪犯，向社会昭示违法犯罪的后果，同时，监禁刑是改造罪犯的需要，使犯罪者改恶从善不再危害社会。但是，监禁刑的执行势必影响罪犯的社会化。罪犯被判处徒刑，隔离于社会，使罪犯丧失社会化的基本条件和环境，使罪犯社会化速度迟滞于社会正常成员，素质劣于社会其他成员，从而表现出“监狱化”的特征。所谓“监狱化”，是美国社会学家唐纳德·克莱默描述监狱使人异化的概念。按他的解释，监狱化是指罪犯对监狱文化的学习与内化的过程，具体包括三方面：一是对监狱亚文化的学习与接受；二是对监狱当局制定的正式规则和制度的学习与接受；三是对监狱普通文化的学习与接受。由于罪犯监狱化的过程主要是对监狱亚文化的学习与接受过程，因此，罪犯监狱化过程是一种反社会化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犯罪化的过程。（注：参见王平：《理性化及其局限-监狱行刑观念的价值定位》，载《刑事法学要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有学者从罪犯释放回归社会的角度出发，认为：“将一个人数年之久关押在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