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信访治理的“内卷化”困局及其应对马瑞珍摘要：当前基层信访治理正呈现出“内卷化”困境，主要是由于信访协同机制失灵、信访个人诉访不分、信访治理手段软弱无力、信访制度终而不结等因素。因此，要进一步松动基层信访部门的“属地责任”和完善“信访过滤”机制、“诉访分流”机制、信访的“终结机制”。Key：信访治理;内卷化;应对一、研究缘起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导致信访事件激增，信访形式、种类也逐渐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等特点。多年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高度重视信访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和措施，信访总量不断攀升的势头得到遏制，但是，信访的困局现状却并未得到根本性缓解，信访问题正日益成为基层政府的的痛点和难点问题，特别在基层地区正陷入一种“越维稳越不稳”的信访治理内卷化怪圈。二、信访治理的“内卷化”困境“内卷化”，亦称“过密化”，是指社会中某种运行模式达到一定形态以后，受内外部的限制条件，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也不能转化为一种新的形态，只能不断采取精细化、复杂化的组织结构或运行程序来应对的某种困境。20世纪50—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格尔茨在研究爪哇水稻农业时提出“农业内卷化”概念，用以描述工业时代爪哇农业生产长期以来劳动生产率都未曾提高，只是不断地重复简单再生产，这种农业模式使得其农业发展难以实现向外向型农业模式的转变。格尔茨关于“内卷化”的论述在人类学界和社会学界广泛传播，20世纪80年代，黄宗智、杜赞奇等学者将“内卷化”理论运用于中国乡村社会和政权建设研究之中，引起较为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内卷化”一词逐步成为描述社会文化发展迟缓现象的专用概念。信访治理的内卷化困境主要是指随着经济社会的变革发展，信访的人数和群体日益增多，信访机构的数量和人员也随之增加，信访治理术也在不断精细化，但是这并未带来治理效率的显著提升，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越维稳越不稳”的异常现象，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内卷化”特点。信访作为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制度，其最初的设计初衷是突破官僚制的层级性与信息的不对称性，使中央能够及时获得基层治理的信息，从而实现对地方党委政府和党员干部个人的有效管控。同时，信访制度也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一种体现，各级党委政府通过信访这一渠道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民情民意，解决群众身边的官僚主义、违法乱纪和贪污腐败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而稳固国家政权。信访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也确实起到了促进公民政治参与、惩治基层贪腐和维护社会正义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变迁带来的各种矛盾冲突的不断凸显，现有的制度体系已经难以承受信访之重。特别是在基层地区，传统社会乡绅体制的消解，而国家试图建立的司法体制，由于是“舶来品”，以及成本较高、程序较繁等因素，基层群众纷纷采用更廉价更直接的维权方式——信访，这导致近年来基层信访事件和数量成爆发式增长，上访形式也愈加激烈，越级上访、闹访、缠访、无理上访等日渐频繁，社会稳定形势不容乐观。针对基层信访态势，中央政府也高度重视，在2005年出台了《信访条例》，对群众来访、政府接访和处理信访等作了一系列的规范，然而这并未在根本上解决当前信访困境。在信访“洪峰”的肆掠下，基层地区的信访治理逐渐呈现出“内卷化”现状：（一）扩编扩权与信访洪峰的落反差。近年来，信访机构在制度输入、经费保障和人力配置等方面，均获得了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并且信访机构的职能权限也在不断增加，信访机构由转办机构升级为直接查办、督办信访案件，信访扩权态势明显。在“大信访”的语境下，信访工作几乎延伸到了所有的基层组织机构，在某些重要节点，甚至整个基层政府工作人员都会被动员起来参与信访工作。然而，这并未显著提升信访案件办理的效率，信访案件的数量仍居高不下，目前全国的信访总量尚无确切数据，一般认为每年不低于一千万人（件）次。即使信访机构一再扩编扩权，也未曾有效减少信访数量，随着国家维稳力度的持续加大，信访治理陷入“洪峰”-“膨胀”-洪峰”的恶性循环。（二）资源投入与治理效果的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