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视角下的信访体制反思[摘要]：信访是我国公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维权方式之一。本文首先对信访的现状和宪法依据进行了考察，认识到我国现有信访体制存在诸多弊端。畅通有序的利益表达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而信访制度是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公民利益表达机制。因此，在和谐社会的视角下，对现行信访体制进行改革，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改革现行信访体制已成为公认的话题，究竟如何去改，学术界存在不同观点，笔者认为，信访体制改革只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整体规划中的一部分，现行信访体制的改革不可一蹴而就。应该在和谐社会的视角下、在法治的框架下，逐渐把信访制度中的权利救济功能让位给司法救济机制，使信访制度仅仅作为反映社情民意的窗口。在改革的过程中，一则努力实现信访制度自身的规范化，另则做好信访制度与其他解纷制度的衔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沿着法治的道路前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和谐信访，促进社会和谐。[关键词]：信访；信访权；现行信访体制；和谐社会；信访体制改革一．信访概述（一）信访信访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途径。我国信访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可以从文化观念和历史传统上找到依据。比如清官情结、重实体轻程序传统、行政与司法合一的历史等等。[1]所谓信访，是人民来信来访的简称。[1]国务院05年颁布实施的新《信访条例》中所称的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这种信访定义显然是狭义上的，在现实生活中，信访人的诉求对象除了各级人民政府外，还有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人大、法院、检察院系统以及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其负责人。因此，广义的信访是指群众通过写信或上访，向各级党政部门、人大、司法机关等单位提出要求、意见、批评、建议、愿望和申诉，以此来参政议政或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2]（二）上访现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发展，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在弱势群体的维权行动中，一个重要的形式就是上访。调查表明，在上访大军中以农民占大多数。关注“三农问题”，不能不关注农民信访。2003年到2004年间我国出现的“信访洪峰”让社会各界触目惊心。北京的“上访村”堪称为中国信访形势的“晴雨表”，在2003年“非典”时期过后，“上访村”的居住规模最大时据说达到了三万人。[3]2005年《信访条例》修改之后，信访总量下降，信访秩序好转，05年信访总量在经过连续12年持续上升后首次出现下降态势。[4]虽然如此，信访群体仍然庞大，而且集体上访、越级上访、重复上访、过激上访情况仍比较严重，许多人仍然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奔波着，各地派往北京的接访者也仍然围追堵截着。例如，2008年10月，山东省新泰农民孙法武赴京上访时，被镇政府抓回后送进精神病院20余日，签下不再上访的保证书后被放出。事实上，这种因上访而被送进精神病院的赤裸裸违宪行为在我国并不是个案。二．信访权的宪法考察基本权利是一国宪法所保障的个人权利的总称，是获得法治国家认可并规定在宪法中的那部分人权。[1]信访权被认为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我国现行宪法中虽没有“信访权”一词，但是公民信访权可以从宪法的有关规定中推导出来。我国现行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这一条一般被公认为是有关我国公民信访权的规定，信访权被细化为五种权利，即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控告权和检举权。[2]宪法规定的“批评权”和“建议权”属于参政权利，现实中，公民很少为这两项权利而上访。“检举权”则兼有参政和维权的双重性质，检举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群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维护自己的利益是次要的。实际上公民一般也不常适用上访方式来行使检举权。而“控告权”和“申诉权”都属于维权的性质，是诉讼权利的体现。第27条第2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