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读书笔记从古至今，能人志士都常怀一颗平和治世之心，但单就西方历史而言，在文艺复兴时期以前，和平大多体现在饱受战乱的百姓所怀的朴素愿望或部分哲学家、思想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出于某种学说或目的进行的倡议和说教，但缺乏实践的可能性与可操作性。进入启蒙运动，卢梭、伏尔泰等人开始将社会本身和社会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进入到了科学研究的视野中来，而其研究成果也对社会运转与发展真正开始产生实质性影响。这一科学领域逐渐积累学术成果并稳步发展的结果是，在二战之后，出现了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从全新的政治学角度来研究社会冲突问题。这本书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一次飞跃性提升，对世界各国学者，特别是我国相关研究者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对社会冲突与发展的分析与看法产生了巨大的启发作用。这部著作出版于1968年，对当时学术界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进行了重新研究探索。本书反对“在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改造具有优先地位”的观点，他结合于二战后后第三世界各国政治动荡，更迭和变革的现状，据此提出强大政府的观点，因为亨廷顿认为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形式就是克服社会动荡和防止政治衰朽，因而，建立强大政权被视作根除国家动荡衰败的必要手段。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点否认了西方学术界在此之前一贯坚持的自由世界与民主社会思想，即以意识形态来划分国家和国家集团的观点，亨廷顿这种传统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各国的政治区分体现在政府有效程度而非政府形式”，他认为，只要是能够有效履行义务行使权力发挥职能，确保国家社会稳定，促进国家现代化过渡进程平稳的政体，无论其类型和种类，都是有效的政体。例如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广大亚非拉国家虽然暂时缺乏政治共同体和权威的统治方式，但其现实有效性和不断改进的发展方向证明在政治上并不是失败的，因此他认为不应该存在片面的民主还是集权的问题，国家的关键在于政府的有效性、实质性而不是象征性、名义性。所以亨廷顿选取了美国和苏联这一对冷战中两大对立正营的领头羊两个意识形态激烈斗争的超级大国来进行同一层面的类比，研究方式忽视其民主或者独裁的区别而强调国家机器的效能高低，这对冷战形势下的对立双方都是一种颠覆性的启发。这种理论的提出和这部著作的出版对现代化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以意识形态划分一切的时代能够由见识和胆识提出这样的观点是这本书和作者亨廷顿能够享誉世界的主要原因，也是其价值所在。纵观政治秩序论，将政局稳定作为了政治的核心，对政治稳定的追求是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书中这样阐述了亨廷顿的这种追求：“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而为了实现这一追求和目标，作者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操作方式。一.加强政治制度化建设。政治制度是政治稳定的保护框架，一定程度上讲也是政府存在的前提和政治稳定的根本保证。政治制度的建立需要政治制度化的推进，而政治制度化是政治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政治制度化包括适应能力，复杂程度自治能力和内部协调能力几个方面，这几个方面的水平越高，则整个政治制度化的水平就越高，反之亦然。实现政治稳定，就必须保证在这几个方面的工作做好，合理的政策能够适应自身发展和时局的变化以及应对突发情况和外来势力的挑战；完善的下层组织和自身结构分化为政权带来能够脱离个人和某一机构的不稳定性的收益；独立、中立的政治程序能够保证政治制度自身的立场和价值，提高其生存能力；而一切政治都是人与法的混合物一个好的政治制度不但需要好的条文，更需要的好的执行者，强大的内部协调能力才能保证执行者免受私心的腐化和内部纷争的牵制，保证合理制度的实现能力和长期延续，说到底，内部协调能力是由制度产生并服务于制度的个人道德和组织道德的集合，正如“树立道德需要责任，信任必须具备可预测性，而可预测性又要求有规律的、制度化的行为模式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社会就会无力界定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