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朝皇帝不能看当朝的历史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起源很早。唐刘知几说：“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认为黄帝时已有史官，这当然是一种传说。但有可靠证据表明，至少在商代，我国已出现了史官和官方记事制度。甲骨卜辞中便有“作册”、“史”、“尹”等史官名称。《尚书·多士》谓“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指的也是当时官方记载和保存文书之制。及至西周，史职日繁，出现了太史、中史、内史等名目，不仅周天子有史官，一些诸侯国也先后设置了史官。《左传》定公四年记周初分封诸侯的情形说：“分鲁公以大路、大旗……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可见鲁、晋两国在分封之初，周天子便为其配置了史官。至春秋时，虢、卫、邾、齐、郑、宋诸国也都设有太史，秦有内史，楚有左史,由此形成了整个华夏地区从周天子到诸侯国的史官系统。古代史官的职责范围很广，但记载史事无疑是其基本工作之一。《国语·楚语》载：“有事不书，是史失其职守。”《左传》僖公七年称“夫诸侯之会，其德行礼仪，无国不记”。《礼记》也有“史载笔，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等说法。《史记·秦本纪》还把秦文公十三年（前753）“初有史以记事，民多化之”作为一桩大事记载下来，以示重要。史官记事制度的发达，使先秦时期出现了一批由史官录编的历史文献、世系谱和官方年代记。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集《尚书》收录的大多就是春秋以前历代史官保存的重要文件和政论。《史记》中提及的《谍记》、《春秋历谱谍》，以及《世本》中的一些记载也当出自官修。至于《左传》中提到的《郑志》，《孟子·离娄》所说的楚《梼杌》、晋《乘》、鲁《春秋》，《墨子·明鬼篇》所说的齐、燕、宋诸《春秋》，《史记·六国年表》所说的《秦记》，大抵皆属各诸侯国的年代记。这些文献，虽因秦并六国，令“史官非秦记皆烧之”而多亡佚，但我们仍能从流传至今的少数史籍，如据鲁国史所编定的《春秋》和战国时魏国的《竹书纪年》中窥其大略。早期史官记载虽然只是一种简单的史实记录和年代编排，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学，却为后人研究古史留下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其中有的应属当事人或目击者的记录）。现代学者王国维等依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已证实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所记殷王世系和事迹的可靠性，因而也不能排斥《夏本纪》中包含的历史真实性。顾颉刚等便认为，《尚书》中所收夏后氏与有扈氏作战的誓师词《甘誓》，“大概在夏王朝是作为重要祖训，自然不能忽略早期史官所起的作用。应当指出，在古代，这类官方记事制度本非中国所独有，如古埃及朝廷就有书吏专记政府或贵族的一举一动，并产生了简单的官修年代记和帝系表。古巴比伦和亚述的泥砖刻文或碑铭中则有出自官方的帝王名氏表、年代表、职官年名表（EponymCanon）和史表（Synchronisticchronicles）等。《圣经》上有关内容也反映出古犹太国家自所罗门之后，出现了王家纪年史，如《所罗门记略》、《以色列列王纪略》等。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东方古国的官方记事传统后来都中道而辍。而在古希腊的史学中，则难以找到这类制度的痕迹。只有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历经数千年历史的沧桑而一支独盛，得以一直保持沿用下来。从中国历史的发展看，史官制度之所以会成为中国史学的重要源头并绵延不息，还有其更为深厚的文化和政治背景。有迹象表明，中国古代国家形成之初，巫师集团曾在统治阶层中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中国古代，巫风一度甚盛，至于周代，此风依然不息。诸夏中，虞、夏、殷之遗族和南方楚人，尤其如此。其时巫被视为能“知人生死存亡、祸福寿夭，期以岁月旬日，如神”者凡主持祭祀、占卜、祈禳、驱邪避鬼、祈福免灾、预测丰歉、治疗疾病，皆其专门技能。有的还负担着保存和传播本部族历史传说之职。如以前我国云南怒族的一些巫师，多能熟练背诵本部族神话传说和族史族谱，便是明显的实例。有些地方，随着巫术的发达，巫师内部还出现了层次分化的迹象。我国云南少数民族的调查资料表明，在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