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风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txt37真诚是美酒，年份越久越醇香浓烈；真诚是焰火，在高处绽放才愈显美丽；真诚是鲜花，送之于人，手有余香。陈寅恪的风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们中国人若有这两样做人做事的基本特质，必将会有更多的像陈寅恪这样的学术大师涌现出来，也必将改变无数国人的生活品质。陈寅恪的学问与风骨（一）今年是史学大师陈寅恪离世40周年。11月中，中山大学南校区陈寅恪故居正式对外开放。而40年前的春天，时年79岁的陈寅恪正是由这里被扫地出门，此后，这个既盲且膑的老人终于不堪折磨，泪尽气竭，从而提前到达了生命的终点。在中国百年学术史上，陈寅恪才是学贯中西的“泰斗”。早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陈就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为“四大导师”。今之“大师”季羡林不过是受他指教、经他提携的学生。和同时代许多红极一时的名家不同，陈寅恪是一个纯粹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他素来洁身自好，远避政治，潜心学术，与世无争，乃至人们对陈寅恪的学术成就、思想价值至今仍不甚了了。就连陈最后20年栖身的中山大学，也未使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经验传承。那幢辟为故居的两层小楼，无非陈师仅存的一缕痕迹而已。在史学界，陈寅恪被公认为中古史的权威，其学术贡献，非专家而难喻。常人对陈寅恪的了解，多是他非凡的生平。关于陈的早年经历，大陆版有《陈寅恪与傅斯年》等记述；其后期经历，则以《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最为详尽；对陈的思想研究和学术评价，余英时之说最见中肯（见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版《现代学人与学术》）。陈师平生亲近的友朋不多，有能力追随他的学生也寥寥无几，唯周一良、蒋天枢等少数弟子，才觉得听陈师讲课比看一场大戏还要幸福。陈寅恪识才用人重出身，崇士族。理由是：“士族之特点既在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其重要之影响。”（《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他本人即出生官宦世家，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后因参与维新变法被清廷贬斥。寅恪早年受教于私学，同堂者还有茅以升；12岁即负笈东渡，同船者有周树人。此后断续留学15载，研读于欧美多所名校，备受赞誉。只因将学位视为身外之物，竟未得一纸文凭（后辈钱钟书留洋经历亦似陈师）。被荐入清华时，曹氏校长因陈一无学位二无论著而欲拒之。梁启超怒曰：“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遂得聘。此后凡有陈寅恪讲课，常有京师各校教授旁听，陈亦被称为“教授的教授”。民国后期的学术领袖傅斯年素以狂傲著称，惟奉陈寅恪为“三百年来仅一人”。此说历久至今，无人置疑。抗战期间，寅恪一家颠沛流离，苦不堪言，国家光复时他却双目失明。期间任职西南联大、中研院史语所一组组长。时联大名教授刘文典扬言：“陈寅恪（月薪）值400大洋，我值40大洋，沈从文只值4块大洋。”解放后中山大学评教授，因陈被评为一级，其他人学问再高也无与比肩，结果均在二级以下。寅恪一生无党无派，却因学问之高，而使各派政治领袖无不仰视，传为美谈。1949年共军围城，寅恪与胡适同机南迁，虽经傅斯年苦劝而绝不赴台，亦不从妻愿去香港，执意偏安岭南。后人分析，这既出于家国情怀，及残躯不便，亦有对国民党失望、对新政权观望之意。传斯大林会见毛泽东时，曾询问陈寅恪下落（据传其著作中引用了陈的考证），毛回国方知陈在中大，即令优渥，执政广东的陶铸遂成为陈师的保护伞。60年代初，曾有多位高级领导亲自造访陈家小楼，如陈毅、周扬、郭沫若、胡乔木、康生等。惟后者求访时值寅恪生病而未见，康遂生芥蒂。尽管陈在文革前一直受当局优待，但从此期诗作看，其心境始终郁郁。学术成就仅限《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两种，且未得出版，选题也不似大家境界。把学术视为第一生命的陈寅恪，当然不会满足于生活的待遇，然其出书计划始终不允（其间有康生的指令），遂悲叹：“盖棺有期，出版无日。”据余英时详考，陈渐已觉察到，在革命化的新史学中，自己“平生所治之学已全失其价值”。这对陈而言，必痛莫大焉。故此，方能理解他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