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东渐思索最近国内学界，许多人呼吁建立中西合璧的西方古典学①。现代西方古典学从18世纪末到二战为第一阶段，从二战到当今是第二阶段，但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之上，即19世纪德国古典学。18世纪后半叶的德国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思潮以古希腊为典范，不同于14—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偏重古罗马的古典主义，为古典学的诞生提供了强大的原动力。它是通达“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本质”的最根本途径。古典学的基础与核心是古典语文学(klassischephilologie)，包括古典语言，语法、词汇、方言、格律等方面，以及文献学，包括校勘、考证、作品真赝、创作年代、作者身份等。古典语文学的主体是古典文学。本文研究的对象是古典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传播与研究情况。这里的文学不仅指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也包括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修昔底德的《历史》等哲学、历史著作;还包括文学理论或艺术理论著作，如亚里士多德《诗学》、朗吉努斯《论崇高》等。文学的研究仅指对这些著作从文学的角度进行诗学、美学的阐述、批评及对文学理论本身的研究;不包括政治、历史、哲学层面的研究，如对柏拉图《理想国》的伦理、哲学或政治研究不是本文的对象;但对其进行诗学的研究却一定在本文范围之内，如王柯平《＜理想国＞的诗学》等。西学东渐的初始阶段是没有文学、历史、哲学的区分，随着研究的深入，专门化了。哲学、历史方面已颇有成就，如《西方哲学东渐史》［1］、《希腊史研究入门》［2］，只是文学还未有人问津。古典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按照其发生的机缘与研究范式的嬗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前，“改良群治”、“营构思想”、“归化”阶段;20世纪50—80年代中后期，社会主义“文治”大业;20世纪90年代后，走向古典学的自觉。前两个阶段的主要目的不是文学本身，而是肩负着文以载道的重任。但第一个时期与第二个时期还是有区别的，第一个阶段虽然也有很浓的政治味，但古典文学却是“新娘”，欣赏和崇拜，争相译介，以此为荣;而第二个阶段却完全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成了说教的“老太”，译介研究的人，也是被安排改造的一些“问题”人。第三个阶段，古典文学不再背负历史兴亡的包袱，翻译、研究都比较客观，回到了文学自身，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成就。三个阶段是1中国社会本身发展选择的结果，也是两者互动的结果。一、20世纪50年代前，从包装推销到“改良群治”、“营构思想”主动引入由于古希腊(公元前800年—公元前146年)、古罗马(公元前753年—475年)与当时中国相距遥远，中间隔着广袤的中亚、西亚，在当时境况下，两国直接交往的可能性很小。东汉时，甘英曾到达红海而返;“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孙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实对”［3］，但其后不知所终。唐时，景教曾传入中国，武宗时禁而绝。蒙古人对基督教比较宽容，但随着元朝的灭亡销声匿迹。明清基督教士较大规模来中国传教，“那个时代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中，有天文学家、数学家、地理学家、哲学家、画家、音乐家、水利专家、发射专家，确实可谓‘群贤毕至’，什么人才皆有。他们能推算日食，能铸造大炮，能绘制地图，建浑天仪;用拉丁文写作让欧洲人了解中国，又用中文写作让中国人了解欧洲。”［4］最早介绍西方文化并具有一定影响的是利玛窦，他用中文写了哲学和宗教方面的著作，使中国人认识了经院哲学的逻辑，如1603年写的《天主实义》”，再如艾儒略《西学凡》概述西学各科内容，最多的当然是基督教典籍的翻译与刊刻发行。他们把基督教义比附中国传统哲学，如“理学”、“道”等，以及“细论几何之学与修齐治平之学”［5］。如:托马斯《神学大全》，罗明坚《天主圣教实录》，汤若望《主制群徵》，南怀仁《教要序论》等。以学术的面貌出现，易于为中国士大夫接受，如利玛窦《几何学原本》收入了《四库全书》。“礼仪之争”后基督教在中国遭到全面禁止，中西刚刚接触即又隔离。19世纪中后期特别是甲午战败，有志之士开始认识到“民有智则有民，民无智则无国，智也者，民所以自主、自由、自立，亦即国之所以自主、自由、自立者也”，“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