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与灯：寓言与写真——当代小说的叙事美学研究之一文章来源：文章作者：张清华发布时间：2008-01-13字体：[大中小]“在熙熙攘攘的市集或者在烟云氤氲、可能有森林之神的山麓,他听人们讲扑朔迷离的故事,把它们当作真人真事,从不追究真假。”[1](P3)当代拉美最受世人尊敬的作家博尔赫斯如是说。理想的诗人和小说家总是最清楚,“一件虚假的事可能本质上是实在的”。因此,寓言实际上可能会更加接近于真实———因为被机械的反映论者所夸大的“真实”,可能实际上并不存在。当代小说的一个重大的变革是寓言叙事的兴起。这在二十年前几乎还是难以想象的,因为许多年里似乎只有现实主义的写真才是唯一合乎写作原则的,尽管这种写真已经完全沦为虚假的“主题先行”。事实上,“主题先行”同“意在笔先”有微妙的差别,寓言无疑是“意在笔先”的,它当然是先有意思,后有叙述,这原本是写作的本然状态,不可能有一个作家在已经展开叙事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要表达什么意思。而寓言更加强调了这一点,它实际是要用一个看上去不太真实、不太可信的叙事(比如说《狼和小羊》、《狐狸与葡萄》、甚至《刻舟求剑》、《中山狼传》的故事等等),去说明一个真实可信的道理。“主题先行”的问题在于,作家不是按照个人对生活的理解,按照普遍的人性经验去构造他的叙事,而是按照某种“被给定的理念”———比如说关于阶级斗争的理念———去虚构所谓的“生活”,和某些人所“需要的现实”,它恰恰是让作家回避个人的思想和自我的理念。而寓言则是相反,它虽然事先也已有一个业已存在的意思或题旨,但它不是外力强加给作家的,而是作家从其人生的体验和生活的实践当中感悟出来的,因此,它是合理而富有启示性的。从世界范围来看,二十世纪的小说叙事基本上是精神化和寓言化的叙事。这一方面是由于二十世纪的传媒高度发达,人类的娱乐方式空前多样,因而小说的社会认识论价值,其故事功能、对现实的干预作用相应被减弱的缘故,“现实主义”的叙事无法不相对萎缩;另一方面也与哲学文化思想的“过剩生产”有关系,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迅速繁殖的思想的载体,文化的隐喻,认识论的实验,某种精神与生存危机的“预言”,所以其寓言的特征也就空前强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当代中国小说的寓言化叙事的变革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相对于现实主义时代的进步。一、“灯”与“镜”:寓言与写真的两个传统“镜”与“灯”的概念在这里是借自美国批评家M.H.艾布拉姆斯的著作,他在其著名的小说理论著作《镜与灯》一书中,以这两个概念对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进行了梳理与探讨,这两个概念分别对应着“模仿”与“表现”两种写作传统。他说:“从模仿到表现,从镜到泉,到灯,到其他有关的比喻,这种变化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一般的认识论上所产生的相应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认识论就是浪漫主义诗人和批评家关于心灵在感知过程中的作用的流行看法。”[2](P81)他认为十八世纪的作家对心灵的理解主要是“镜子式”的,而十九世纪作家们的理解,则近乎于更具主体精神与发现的“智慧之灯”,他还引述一位批评家纳撒内尔•卡尔弗维尔的话说,“‘人的精神乃是主的蜡烛’,因为创造者本身即是‘光之源泉’,他用‘智慧之灯’装饰美化了下界……”从镜到灯,表明了人的主体智慧与心灵力量的愈益强大。但是艾布拉姆斯所说的“灯”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所谓“上帝的精神”、“主的蜡烛”,具有十九世纪作家特有的神秘主义倾向。而我在这里所说的智慧之灯,更主要地是指人的主动的发现精神,特别是指二十世纪作家所特有的洞烛存在、勘探人生的精神向度,以及在作品中深入复杂的寓意———事实上,十九世纪作家的所谓精神之“灯”,比起他们来,差不多已经是机械的“镜子”了。其实,关于“镜”或类似“灯”的经典论述,在中国古典作家那里也不鲜见,清人黄摩西《小说小话》即说,“小说之描写人物,当如镜中取影,妍媸好丑令观者自知,最忌掺入作者论断……夫镜,无我者也”。这里“镜”显然是取纯客观之意。关于“灯”之说,虽无此明确的象喻,但关于“虚构”、“意有所托”、“借他事以导其忧幽之怀”(周克达:《唐人说荟•序》)等等近乎寓言、寓意的说法,也都与之相近。关于这点,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