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酒博弈：中华酒文化的深层解读蒲勇健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2006年3月24日的《重庆晨报》刊出一则消息：重庆某歌城的业务经理因过度饮酒导致酒精中毒而身亡。该报道使我陷入深深的思考：国人在社会经济交往中为何如此滥酒不已。饮酒，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做生意要滥酒，人际交流要饮酒，喝酒成了人们交往中，特别是政治经济交往中不可缺少的“润滑剂”，这一现象可能只在国人这里才可见到。朋友说在美国做百万元的生意通常只需要喝杯咖啡就能成事，而在我们这里必须要喝许多次酒，事实上喝了酒还不一定成事呢！当然，饮酒的民族并非我中华一国，俄罗斯人也善饮酒，但他们与吾等不同的是，俄罗斯人喝酒多半是自斟自饮，或三朋好友聚会畅饮，图个痛快！并非做生意一定要喝酒才成！但是，我们放眼看去，也注意到海外也有做生意要喝酒之习性中人。除了台湾地区、香港特区，还有东南亚诸国，谈交易必喝酒，经常还是喝高度烈酒的现象也并非鲜见。从经济学的角度思考，似乎这种现象是匪夷所思的。可是，做一场生意大家都滥酒，弄得个滥醉如泥，大家都伤身子，似乎都是输家，这与经济学的理性人假定可是背道而驰的啊！我们都知道过度饮酒伤身体，而我们在交往中又常常过度滥酒，结果伤了身体，这又是为何呢？本人喜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思考生活中的诸多现象，而中华文化中的过度滥酒现象早已被笔者纳入思考范围之中。2006年3月24日《重庆晨报》上的报道，又进一步促发笔者作出分析，且有所收获。下面就听笔者慢慢道来。正如上面已提到的那样，在人际交往中过度滥酒似乎已成为我中华文化中独有的现象，而同有如此癖好的东南亚诸国及港台地区，也皆属儒家文化圈之内。香港经一百年英殖民，文化上更接近不列颠文化，故滥酒现象相比之下较为收敛。但凡与东南亚诸国人群交往过从较多的人都知道，这些地方的人也与吾等相近，一谈事儿几乎就要喝酒，特别是泰国、印尼诸国，如此行径并不落后于吾等。所以，我们可将人际交往中的酒文化视为儒家文化圈中的一大主流特征，因为这些地区正好就是儒家文化圈之所在。日本自明治维新后早已脱亚入欧，西风压过东风，所遵奉的已不再是儒家学说，但恰如香港一样，儒家文化的影子并非完全消失，酒文化也仍可不时见到。下面，我就要用儒家文化作为一种基本的假定来解读我大中华的酒文化，---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并在坚守经济学理性人假定基础上运用博弈论工具给这种酒文化建立一种均衡，指出酒文化实际上是儒家文化氛围中的一种经济行为。人们喜欢喝酒，必定是饮酒能给人们带来一定的满足，用经济学语言讲就是效用。这是当然的，因为适量饮酒的确会给许多人带来生理上的满足（但不是所有人都如此，因为也有许多人是滴酒不沾的）。但是，在人际交往中过度滥酒，一醉方休，可能就不能用如此简单的道理去解释的了。醉酒解愁，似乎醉酒也有正效用，但事实上并非一概而论的。许多人因业务上的需要而过度饮酒，并非为解愁而为。所以，人际交往中的过度饮酒，必定还有除饮酒能带来生理上快感之外的其它收益，否则就是违反理性人假定的。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收益又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儒家文化圈中的人们讲究礼节，所以老外称我中华为“礼仪之邦”。礼节是什么呢？无非就是将每个人按照既定的角色将其在社会中的位置加以确定，这一点最早应追溯到孔夫子。孔夫子将中华社会的稳定作为其最大努力目标，而他在春秋战国乱世之时力图解决这一问题的做法就是要求每个国人认清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定位，并要求每个人都要遵循自己既定的社会地位，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国君就是国君，别人是不应该试图去取而代之的，而臣子就应该象臣子那样，不要妄想篡权当国君；父亲就是父亲，对儿女可以肆意指派，而儿女就应该是儿女，在父亲面前是不能越雷池一步的。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有其既定的角色，这种角色用经济学术语来表达就是说它对于每个人是外生规定的，个人是不要力图去加以改变的。孔子由此给社会中的每个人规定好了角色和地位，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应该按照他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