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与农村建设（政治、经济、教育方向）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特大型发展中国家，农业、农民、农村都占有较大比重，因此，能否正确处理好“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当前和今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需要重视和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在当前的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农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科技和社会发展等各个领域和诸多环节，包涵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层次。它也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农村小康水平，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概括。财政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的调节部门，如何通过财政政策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财政部门在新形势下重要的历史性任务。政治建设应当充分认识到，城市化不可能化掉中国的农村，更不能以牺牲农村为代价进行片面的城市化。在中国城市化的漫长道路上，即便按照官方公布的我国城市化率每年保持提高1个百分点来计算，到2030年的城市化率最高也只能达到74%，以那时的15亿人口计算，仍然有近4亿农民生活在农村，以世界标准来看，这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因此，新农村建设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国家长期整体发展的需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新农村建设，事关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败，也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国家整合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县政的边缘化、压力型运行机制和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考核制度以及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都指向了新农村建设的体制困境，要破解新农村建设的困局，必须把政治建设纳入到新农村建设的议题当中，着力调整与完善与农村社会相对应的基层政治体制、政府运行机制以及以农民权利为中心的政治关系。政治建设的根本目标是还权于农民，还农民以国家主人翁地位，其所面临的重要任务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国家与农民、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具体来说：第一，以“省管县”改革为契机，深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解决新农村建设政策执行中的悬置和异化问题。当前的行政管理体制是“谁主管、谁负责”的行政发包制，上级政府把行政权、人事权、司法权等相关权力都“打包”给了第一行政责任人，同时以量化考核的方式和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考核制度相结合，监督和控制下级政府和官员，大大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和政府职能的扭曲，这也是新农村建设形式化的体制性原因之一。因此，要改革当前的压力型运行机制和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考核制度，让政府回归其本位。另一方面，以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为契机，积极推进省直管县改革，减少行政层级，建立中央和县政的直接关系，改变县政的边缘化地位，以解决政策执行中的悬置和异化问题。第二，通过县域政权建设，重构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充分发挥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主体作用。县政作为国家与农村社会的联结点，作为地方决策中心，是建立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有效单位。要通过农民对县域政治的制度化参与，重构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要重构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关键是建立县域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制度化关联。当前各地都开展了县委书记和县长大接访活动，一些地方有固定的县委书记接待日，一些地方把县主要领导的电话在地方电视台予以公布，这种非制度化的方式部分地缓解了政府和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只有高度制度化的机制才能真正解决执政党、政府和农民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意味着要处理好要处理好县委书记、县长和县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关系。在已有的制度框架内，通过充分发挥人大的政治授权的功能，真正建立执政党、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制度化关联。再一个是要解决农民对基层治理的制度化参与和农民的利益表达问题。通过农村自组织的发育，让农民以组织化的方式实现利益表达和利益均衡，是培育新农民，建设新农村的关键。在韩国七十年代新农村运动中，政府的财政投入并不大，除改善农村居住环境和基础设施之外，重建农村基层组织，提高农民自我管理能力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归根结底，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还要回归农民本身。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是还权于农民，恢复农民的主体性价值。第三，通过建立公共财政体制，调整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实现城市与农村的平衡发展。中国的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