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代表们摘要：在大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阶段，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陈独秀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共产国际代表们在许多问题上的决策往往都受到共产国际权威的指导和制约。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既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它向中国派去的顾问代表们是其政策方针的直接执行者。因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居领导地位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他错误路线的形成、执行，与共产国际代表们在华的活动有很大的关系。关键词：陈独秀；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代表；大革命后期；鲍罗廷；罗易大革命后期，中国的革命形势处于异常紧急的状况下，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为挽救革命而努力奋斗。随着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共产国际的影响也日益加强，它派往中国的顾问代表们也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对于中国革命，他们既有一定的贡献，也犯了许多错误，同时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之所以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也与这些顾问代表们有一定的关系。本文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试图从具体主张做法和内在原因两个方面剖析探讨一下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代表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对大革命失败应负的责任。一、具体的主张和做法（一）在武装斗争的策略方面，共产国际代表草率盲目的自信及陈独秀退让被动的服从导致了重大失误的出现。理论上，陈独秀对革命军队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是有认识的。他在1926年11月25日发表的《革命与成功》一文中就认为：“被革命的统治阶级都有强大的武力，革命的被统治阶级如果没有武力，当然不会成功。”[1]（P304）但在实际工作中，陈独秀不但放弃对革命武装的领导，而且反对共产党掌握军队，突出强调国民党正规军的作用。这种矛盾状况，也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政策有关。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在行动上只武装援助国民党力量，而不发展共产党独立的武装力量。对国民党，除帮助建立黄埔军校和在国民革命军八个军中皆派有军事顾问外，又于1926年援助枪械，分四批运到广州。[2]（P77）顾问们对国民党的将军们施以“吃草政策”，以为有苏联政府的援助作诱饵，将军们不至于马上破坏国共合作。顾问们对“吃草政策”沾沾自喜，甚至到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仍执迷不悟。鲍罗廷自鸣得意地说：“我的箱里还有草（苏援），他（唐生智）还要吃我的草，还不至于跑掉。”[3]（P）其实，在这帮没有原则，翻脸不认人的将军眼里，还有比“吃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维护他们自身最根本的利益，当国民革命发展到要有损他们利益时，他们便开始向共产党开杀戒了。而对共产党，则只要求在军队内部、军队驻地军民关系上“坚持不懈地从事革命化工作”。[4]（P137）中山舰事件后，中共党内曾“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力量和蒋介石对抗，”“要求把供给蒋介石、李济深等的枪械匀出五千支武装广东农民”[5]（P88），但都遭到国际代表反对。陈独秀曾向鲍罗廷建议，从苏联给国民党的武器中抽出一部分，武装共产党掌握的军队，遭到拒绝。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曾有许多迹象暴露。---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蒋先后爪牙暗杀江西省总工会执行委员、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解散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围攻国民党九江市党部、总工会，捣毁安徽省总工会、省农协。蒋杀气腾腾地说：如果共产党人“有跋扈强横的事实发生，那我一定要纠正他，并且一定要制裁他”。[6]（P239）对蒋的举动，陈独秀有所察觉，并与之作了斗争。3月25日党中央在上海召开特委会，陈独秀提醒大家：“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要想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上海现在资产阶级与右派勾结党军也很右倾。我们如果情愿抛弃上海，就很容易，如果争斗，就要马上动作”，“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蒋介石就与之决斗”，“此次决斗，实比对直鲁军斗争还有更重要的意义”。[7]（P389）通过决斗来断送蒋介石政治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