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云中记》，谈谈语言撰写时间：202X年XX月XX日阿来《扬子江评论》要组织关于《云中记》的讨论，丁帆兄要我也来参加。新书刚出的两三个月间，四处站台推销。每回都要向读者宣讲：题材、动机、意识等等，实在是谈得太多了。现在提笔，不知道还可以谈点什么。一部小说创作的过程，并不是每一处都想得清清楚楚，行文中也还想留下些未尽之言，实在经不住作者自己一谈再谈。酒中糊涂答应的事，醒转了就后悔，何况这回答应的还是笔谈，真是踌躇再三。推广新书时与读者谈的，总是在他们感兴趣的事实与意义方面，会有苏珊·桑塔格所批评的只从社会学意义上“过度阐释”的毛病。这回笔谈是专家参加的，似乎可以避开总是揭示意义那种路数。在书店促销，作者和读者互动，未必会像自己所期待的那样，把读者的兴趣在适度的意义寻求后，导向审美方面。常常出现的情况是，作者会被读者引导，从一种意义到另一种意义，直至找不到新意义后还要努力去寻求生发。《云中记》作为一本以巨大灾变为背景的小说，当然会有大量的死亡书写，自然也就会在有关生命有关灵魂方面多费些笔墨。但这些笔墨并非西方文学中那种纯粹的哲学性或宗教性的追问，而是基于一种强烈的情感需要，不愿意一个个生命随着肉体殒灭就失去全部意义。但和读者的讨论有时会变得像煞有介事的通灵课程。和读者也会讨论到小说中所关涉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话题。地震题材的小说，当然不可能逃离人与大地的关系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往往，话题又会被诱导往环保生态这样的当下议题。我并不是说，这样的讨论就是没有意义的。但过于应景的环保生态议题，又脱离了关于人必须依止于依照自身构造规律运动而造成灾难的大地这种宿命性的感受。正如我在小说的第三则题记中所说：“大地震动，只是构造地理，并非与人为敌。大地震动，人民蒙难，除了依止于大地，人民无处可去。”所以，再鼓余兴来谈这部小说，我还是来谈谈小说的语言。这也是目前别人与自己都少有谈及的方面。国庆期间，在乡下清静，手边没有资料，记得多丽丝·莱辛在诺贝尔奖的受奖演说中说，每当有了一个萦回于心的故事，并不意味着就能立即动手写作，而是需要继续等待。用她的说法，是在等待听见一种“腔调”，只有当这種腔调在耳边响起，被她听到，这才是写作的开始。我想这其实是说，她一直在为这个故事寻找一种合适的语言方式，就像是为音乐找到一个鲜明的调性。脑海中，一些最基本的语词跃然而出，这些最初闪现的词语带着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色彩，其最初涌现时的节奏也将决定即将展开的文本的节奏，会决定小说向什么方向开展与深入。是更倾向客观的事实的重现，还是以丰富的想象将事实粉碎后再加以重建？是更倾向于情感的抒发，还是哲思的张扬？在实现这些动机时，又如何做到在书写和基本事实间建立一种若即若离的联系而不失之于空泛？之所以在汶川地震十年后，我才动手写《云中记》，并不是因为我缺少材料，没有故事，或者不能意识到故事所蕴含的意义。而是因为莱辛所说的“腔调”尚未被听见。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有没有故事要讲，而是以什么样的语言方式使这个故事得到呈现。这一点，早在我作为一个初学者在讲过五六个故事后就已经有充分意识了。讲故事的艺术门类很多：说书、舞台剧、电影、电视，甚至更具古典意义的绘画，以及现代意义上的摄影都能担负这个功能。如此说来，只有故事本身并不能构成小说存在的合法性。小说与其它故事方式的惟一区别就是语言。考察现当代小说文体的嬗变，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小说必须向影视等艺术方式让度大量空间，这迫使小说家必须在语词的海洋中另辟空间。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一个小说家又不能因为某本小说在语言上的成功，而满足于某种风格的形成，永远在此驻足停留。为了不同故事的质地，为了从不同故事中发见新鲜的情感与精神性蕴藏，小说家必须为之寻找最恰切的，最有表现力的语言。我亲历了汶川地震，亲眼目睹过非常震慑的死亡场面，见证过最绝望最悲痛的时刻，也亲见人类在自救与互救时最悲壮的抗争与最无私的友爱。因此常常产生书写的冲动，但我最终多次抑制这种冲动，是因为我没有找到恰当的语言，没有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