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网络传播中的新闻自由问题(一)一、新闻自由问题的由来新闻自由问题由来已久。早在新闻事业诞生之前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新闻传播自由思想就已经包含在政治、经济、文化的思想体系中，集权主义、自由主义在当时已初露端倪。到封建社会末期，新闻事业诞生的时候，由于资产阶级为谋求政治地位迫切需要传播信息、宣传观点、制造舆论，这种自由与控制之间的斗争变的异常激烈起来。各国的封建统治者通过各种政治手段压制异己思想和信息的传播。在中国，新闻自由与控制的斗争历史也很长。自从唐代有了“邸报”这样一种原始状态的报纸，官府就开始对此加以控制。自此之后的历朝历代官府都对官报的新闻源和传抄活动实行了中央控制。但与此同时，肇始于北宋的的民间小报却屡禁不绝。这从某种角度上说也是民众要求新闻自由的结果。与外国不同的是，中国古代新闻事业的诞生和发展都是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并没有伴随着尖锐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在这个时期即使民间有要求“新闻自由”的想法，也大多处于自发状态，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主张，当然也没有可供实践的政治土壤。只有在外国，当“新闻自由”成为一个阶级反抗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武器时，它才有可能被当作一个纲领性的政治主张被正式提出。从1644年英国政论家密尔顿发表《论出版自由》的演说到1789年法国通过《人权宣言》、美国国会通过宪法第一修正案，再到1855年英国政府宣布取消印花税制度，西方的新闻自由体制才经过200多年的反复斗争得以基本确立。然而问题远远没有结束，资产阶级在获得政权以后，其先前提出的、代表全社会公众利益的“新闻自由”口号却逐渐异化成为维护资产阶级内部自由、排斥控制其他阶级自由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可以不受其他阶级的同等权利的任何妨碍而享受这些自由，至于资产阶级完全禁止‘他人’享受这些自由，或是允许‘他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每一个条件都是警察的陷阱）享受这些自由，那抹这都是仅仅为了保证‘公共安全’，也就是为了保证资产阶级的安全”。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在宪法中对“自由”的语意层层设伏，对“自由”的实现设置重重障碍，尽管“自由”早已成为一个闪亮的标签，而其本体的含义早已荡然无存。在社会主义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新闻工作做出过重要指示。毛泽东同志在论述人民民主专政的时候曾经提出舆论一律又不一律的言论出版自由方针。邓小平同志也曾指出要正确开展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要让群众能够经常表达自己的意见，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江泽民同志也曾就此问题指出，对新闻自由要做具体的阶级分析，任何自由从来就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不存在毫无限制的新闻自由。谈到这里，我们有必要给予“新闻自由”这个概念一个清楚的界定，我们还是要回到历史上来。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新闻自由的具体内容的最早提出，是在1951年由国际新闻学会所提出的新闻自由的四项标准：1、自由采访，2、传播自由，3、出版自由，4、表达自由。在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人权公约》里第二个子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第19条也对新闻自由作了阐述。分述如下：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三、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权利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须：（甲）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名誉。（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这里我们介绍了两种对新闻自由的界定。笔者倾向于后一种，理由在于，前一种只是站在新闻传播者的立场上加以阐述，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是否只要新闻媒介能够自由的采集传播新闻信息，广大受众就能够实现新闻自由呢？从新闻媒介尤其是当今的大众媒介担当的社会功能来看，这种逻辑有其存在的理由：可以说现在社会人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很大程度上通过大众媒介实现的，而大众发表意见或观点都以此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