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98年4月6日晚。地点：北京，张永和的公寓。张永和的书房：有点杂乱和昏暗，“村里”（桌子／台面）和穿插在其间的白色管道。张永和，圆脸，戴一副椭圆眼镜，坐在桌子一边。我坐在另一边。附注：1990年2月27日上午，在纽约曼哈顿岛，张永和采访了彼得·埃森曼。现在角色被置换，他坐到了桌子的“另”一边。史建：刚和王明贤合写了一篇关于90年代实验性建筑的文章，涉及到你的设计思想和作品，比如北京和南昌的席殊书屋。为此我特意去了一趟车公庄大街上的北京席殊书屋，后来就把那次体验写到文章里。但是我总觉得书屋好像还隐藏着更深奥的东西，因为从表面来说，它是一个没有形象的建筑，只是一个“门洞”，再有就是人们议论较多的书架上的自行车轮，它们是怎么生成的？张永和：其实倒也没有什么深奥之处。书屋的建筑利用一个现有的空间，在一幢1956年建造的办公楼内。我们开始就注意到办公楼是严格的中心轴对称，也就是古典的。书屋在对称轴的东侧，西侧与它相对应的位置上有一个通道，那儿除了人来车往，里面还停了不少自行车。按照古典的规律，书屋的空间也应是个通道才对。后来查看旧建筑图纸，证实了我们的推测，这个空间曾经想当交通通道，——也许它从未见过车流，但一直“期待着”车流。在改作书店之前，它承担着楼内图书馆阅览室的功能，我们去的时候，还有几个书架遗留在那里。我拍了西侧通道的幻灯片，当时有个想法，能不能带上二三台幻灯机，把西侧通道的图像打在东侧的空间里。当时觉得这样就可以使两个空间重叠，可是并没有想到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在那几天里，我一直在想象幻灯将自行车图像打在墙上与“书屋”发生重叠的情形。虽然实际上没有做投射，但已经影响了设计的思路。这件事对我很重要。史建：是不是把空间潜在的意义揭示了出来？张永和：对，就是空间的历史。史建：这使我想起埃森曼设计的俄亥俄州立大学的韦克斯纳艺术中心。埃森曼在原军火库基础的位置上用砖铺了一个基础平面图，又以一个被肢解了的砖砌体对原建筑进行了戏拟，从而表露出对历史的深入思索。张永和：是有相像之处。我觉得有一点与目前流行的风格化的东西不一样，就是不认为想法是现成的，而是必须去找。所以我虽然没有真的做幻灯投射，等于还是做了。最关键在于形成了一条思路，这条思路引着我。史建：是两个空间叠合在一起。那么自行车符号是怎么确定的？张永和：就是这么来的。它是两个空间叠合的具象化，是自行车与书架的重叠，——一个半书架半自行车的装置出现了。这个装置立即被人们叫做书车。书车虽然不是为了骑的，但是有功能的，它首先像加重车一样，能载重，可以压上三千册图书；另外，它的车轮允许它转动，书车与书车之间的关系是变化的，书店的空间是变化的。因此书车的最终的属性是建筑。至此我们似乎完成了一个历史使命，“车”终于进人了这个“怀才不遇”的“通道”。史建：我曾在1997年的《读书》杂志上看过你的一篇文章，《文学与建筑》，其中有不少关于文学与建筑关系的妙论，那里只有一句提到北京席殊书屋，说它是书的建筑。张永和：那篇文章其实有三部分，分别是“不得不”、“不骑车”和“不看书”，中间那部分是专谈自行车和北京席殊书屋的，但是发表时被删去了。史建：我后来在清华大学建筑艺术协会的学生们编的《求索》刊物中看到了你那篇文章的“足本”，我认为被删去的那部分简直与书屋同样重要，也就是说，北京席殊书屋的意义不只体现在完成了的作品里，它更蕴含在设计思想生成的过程中。我记得在“不骑车”中，你首先复述了爱尔兰作家弗兰·欧布莱恩的小说《多尔基档案》中的有关自行车的神话，那是一个睿智的关于自行车及其功能超越的故事。之后，你把话题引向了中国，是一些与自行车有关的轶闻趣事，然后你说“欧洲的自行车是为了解决个人的交通问题，而中国的自行车要解决一个家庭的交通或大批量货物的运输。载重量的增加是一种微妙的功能转化。正是这些功能转化使自行车构成了一个中国的文化现象”。可见自行车不仅是你从通道里偶然提取的符号，它还潜藏着你对当代中国文化的一种思考和概括。张永和：还有一件相当偶然性的事启发了我。当我把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