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价值观与西方式价值观应该相互依存和谐发展意识形态很复杂，有它的多面性和统一性。西方价值观与中国所推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是完全相悖的，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是完全排斥和反对的，所以绝对不会允许公然传播西方价值观的。但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目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立场又极为微妙，虽然在宣传和教育中不能公开宣传西方价值观，但是在实际操作上大部分中国国民依然是抱持有西方价值观的，但是实现形式可能会有所不同，因为政治制度和社会不同，不可能完全以西方式的道路来实现西方价值观。从结果上来说，中国目前阶段所能实现的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的最重形式并没有本质性的差距。东、西方价值观都无所谓好与坏，适合社会进步需求就是好、反之就是不好。西方价值观中，比较强调自我，但在东方社会，过分的自我是被排斥的，所以要学会跨文化思考，所谓入乡随俗。简单举例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在东方是正确的，而西方忠被缩小了范围并加上了先决条件，孝与爱不再区分，仁的前提是先公平竞争，信义和平甚至可以成为先发制人、挑起战争的接口。在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之前，欧洲的政治本身是教廷统治和世俗政权的结合。教廷的权利高高在上，就连国王的任免，都必须要得到教廷的承认，否则就是不合法。可见教廷和教皇在社会中享有多么特殊的地位，他们不但凌驾于政权之上，拥有特殊的特权，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借用宗教信仰收税。基督教宣称“人人生而有罪（即原罪）”，所以人必须向上帝做出奉献，祈求赎罪，否则死后就不能进入天堂，而要到地狱里去炼狱。但地位仅次于神的罗马教皇，却可以利用特权，公开出卖所谓的“赎罪券”，从信奉教廷的西欧各国信徒手中巧取豪夺。1423年，一位旅行家从君士坦丁堡回到意大利，他带回了238册的手抄本，都是包括柏拉图和其他众多古希腊戏剧家、历史学家在内的人的著作。而这些作品与教廷所一贯倡导的原教旨理念是大相径庭的，这无疑激起本是一潭死水的中世纪欧洲人的反思，屁股决定大脑，正是由于常期受到教廷特权的压迫，所以这种重新反思的焦点，自然而然的就集中到了对教廷和教皇特权的怀疑。到了1453年，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攻占了君士坦丁堡，这迫使东罗马帝国的学者纷纷逃往意大利，他们又带去了大量西欧失传已久的古希腊典籍。于是希腊学术在意大利逐渐开始复兴，首先就表现在文艺领域出现的种种新气象，历史上称之为文艺复兴运动。由文艺复兴进而又直接导致了启蒙运动的兴起。1517年，马丁?路德发表了著名的《95条论纲》，书中揭露了教皇出卖赎罪券的行为是荒谬的和不合理的，认为教徒只要通过自己阅读《圣经》，也照样能够直接与上帝进行相通。这就直接否定了教会的中介权，也就否认了教廷和教皇对《圣经》的解释权的垄断地位。到了1536年，以研究生物进化论取得巨大成就的加尔文发表了《基督教原理》一书，认为人们得救与否全由上帝来直接决定，而并非靠教廷的干涉和诱导。与此同时，在1534年，受够了教廷欺负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终于率先宣布脱离罗马教廷，并自主成立了英国圣公会（这或许由于英国的特殊地理位置的原因，一个远离欧洲大陆的岛国更容易从精神上摆脱位于罗马的宗教中心），北欧各国国王见上帝并没有表现出愤怒和惩罚亨利八世的意思，于是也纷纷相继效仿。然而，一个好汉还需三个帮，国王若想趁机摆脱教廷的约束，除了“理论上的合法性”之外，---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还离不开社会大众的广泛支持。而能够给予国王最大支持的，除了皇亲国戚（贵族），主要力量就是由于工业的发展而逐渐形成气候的商人阶层，这些人虽然有钱，但是却没有多少社会地位，除非他们的钱多到能够为国王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得到国王赏识并册封为贵族（通常所说的爵位）。贵族是可以继承的，但却并不是有钱就能买的到的，当某样东西花钱也买不来的时候，恐怕矛盾很快就要被激化了。在帮助国王摆脱了教廷的束缚之后，许多有钱却没有地位的资产阶级，发现国王并没有打算跟他们分享胜利的成果。于是他们就趁热打铁，联合同样对皇权不满的农民兄弟，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