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社会客观地本能地同时存在两种需要、两种发展趋向，即“激进”与“改良”，它们是交织在一起，是可以统一的。近代的中国是一个转型中的社会，古代的东西与近代的东西杂混蜕变，本来就不好清理。思想文化范畴的理念与政治范畴的理念并用于救国斗争，越发显得头绪多多。用“激进”与“改良”来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思想派别或人物，情况就大为复杂了。梁启超在改良与革命之间反复，已经隐约感悟到上述的两种需要；但他更偏重于改良，对两种历史需要的理解有失偏颇。民初他主张在共和制下实行开明专制，无意间，已经找到了中国近代史两种需要的统一方式：先革命，在先进国体的外壳下，进行改良，实行符合社会历史条件的制度。在改良与革命的两难之间，梁启超已隐约参悟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雷颐指出，“辛亥革命”这些年来几乎成为“激进”的代名词，其实，被尊为“辛亥之父”的孙中山并非一开始就想“干革命”的，起初也是想方设法、最后通过王韬上书李鸿章，想走“改良”路线的。只是在“改良”被拒之后，他才立志走上“革命”一途的。有人对清政府的“新政”“立宪”被辛亥革命“打断”而深感遗撼。不经革命的大动荡大破坏而收革命之实效，当然是值得追求的理想状态，作为一种良好的愿望，更是无可指责。几乎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激进”思想，但在承平年代开明社会，形形色色的激进思想于民众之影响者几希，更掀不起能动荡社会的大风大浪，只能是屈居一隅的少数人信念，不足为意。然而，一旦社会腐朽不堪，而统治者又拒绝改革以疏不满以缓危机，民众忍无可忍最后抱定与汝偕亡之心，则蛰伏已久的激进思想便如狂飙突起，成为席卷一切的巨浪大潮。此时此刻，惟最激进者最有吸引力，暴力肯定不断升级，愈演愈烈，最终火焱昆岗，玉石俱焚。我们搞历史的总是养成一个习惯，从事实中看它是怎么样造成的，或者说我们对一个巨大的社会运动，也可能很不喜欢它，也可能是从价值上否定它，但是这么巨大的社会运动来了，那么多人走进去，那么多人支持它，恐怕更重要的是要分析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为什么那么多人支持它，造成这个社会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得仅从主观上说这个过激，那过激，我们对巨大的社会运动和历史思潮，我们就是要分析它是怎么产生的。我们知道，没有经过激烈的革命，没有经过剧烈的社会动荡，而取得革命带来的效果恐怕是最理想的效果。因为革命必然给社会带来大动荡，而在任何一个社会大动荡的时候，真正受到影响最大的是老百姓，如果没有革命、没有大动荡，社会照样前进，而革命所要取得的成就，比如说民主、自由、法制也会实现，这是最理想的。所以有很多人从这个角度来反思激进主义，我觉得如果仅仅是从这个主观的角度反对激进主义，那和近代史的史实是很不相符的，确实激进主义的危害是相当大的，并且是正义感特别强的人，他会觉得“正义在手、仇恨在胸”。他会觉得采取任何手段做一些事是应当的。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对激进主义抱以警惕，但是我们不能简单的用这种方法来消解激进主义。我始终觉得与其指责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不如冷静客观的分析究竟是谁激进，或者是谁极端，是谁造成了中国近代的激进主义，我们可以简单的分析一下中国的历史，或者是近代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中国近代史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第一次面对着一个已经现代化的国家，当时中国的统治者从上到下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林则徐一开始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林则徐是经过了鸦片战争才认识到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敌人，他就搜集了解有关的情况，他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施夷长技以治夷。这个观点引起了绝大部分的人的反对，从统治者到普通学者，我们觉得华夏文化是最优秀的，其他的文化都是夷，北方的叫夷，南边的叫蛮，觉得他们都是野蛮的，只有华夏文化才是最优秀的，林则徐跟别人打仗，你跟谁打仗肯定要了解他的情况，林则徐提出来要了解英国的世界大势，被认为是你要长敌人之风。尤其他提出的“施夷长技以治夷”遇到了巨大的反对，反对的最大理由就是他“溃夷夏之防”。用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话说，就是林则徐破坏了文化安全。在某种意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