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提供农村社会性公共产品问题探究当前，中国进入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度的多元复合转型期，传统社会迅速瓦解、现代社会秩序尚未建立，现代化进程迅速、艰巨而复杂。作为传统社会的基石和最后阵地的农村，面对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民在产业分工底端化、社会财富初次分配的边缘化、社会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等一系列问题，如何分享现代化的成果，并不再是中国社会正向演进的羁绊，这将是中国政府必须正视和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报告基于中西部四个县的调研，试图对困扰中国几千年又是中国改革攻坚的主阵地的发展进行探索。一、中国财政提供农村社会性公共产品存在的问题剖析在多年的实践过程中，中国政府在提供农村社会性公共产品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激活了农村经济，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廉价合格的底端动力，稳定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但是，通过中国中西部农村的典型调研，可以发现中国政府在提供农村社会性公共产品方面还很不完善。随着城市化的加速，社会人员的流动性加大，特别是国家经济功能区的调整,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现行政府提供农村社会性公共产品的保障制度越来越显得滞后，不仅制约了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是我国深化改革的瓶颈。（一）财政提供的农村社会性公共产品层次低，不能满足社会共同需要，有些领域成为社会动荡的源泉目前，中国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层次较低，农村文化教育供给不足，农村卫生医疗资源配置失衡，农民看病难、看病贵，医疗保障程度低，农民因病致贫，返贫现象逐年增多，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低，人均社会保障费少，等等。目前，中国的义务教育年限为“九年”，按照一般适龄儿童的学习时间计算，九年义务教育仅仅是初中毕业，如果就此结束他们的学业生涯，这部分过早踏入社会的青年必定成为社会发展的负担，成为社会进步的成本。可见，能否把人口负担转换为人力资源，关键就在于获取教育时间的长短。从2006年四县文化程度与犯罪率有关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当义务教育从“普九”延长到"普十二"后，97%以上的犯罪都可以避免。农村义务教育只有九年，不仅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成为了社会犯罪的主流，从2006年四县文化程度与犯罪率的有关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当文化程度达到初中毕业时，即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犯罪率呈明显上升趋势。而文化程度达到高中和中专毕业后，即完成十二年义务教育后，犯罪率呈明显的下降趋势。疾病面前成为农村地区致贫和返贫的主要原因，从人均卫生支出情况来看，四县水平也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最高的中部B县农村人均卫生支出只有131.1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1.73%,最低的是西部B县，其农村人均卫生支出只有28.9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9%。可见，相对于全国水平而言中西部四县的农村医疗卫生财政支出总量是远远不足的。农村低保覆盖程度低和保障水平比较低，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20世纪90年代初，中等发达国家一般为25%,发达国家为40%。中国社会保障支出约占财政支出大概8%左右。而且，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来看，近几年变化不大。陕西省西部A县、山西省中部A县、河南省中部B县2006年的农村低保人口分别为14885人、4405人和9468人，分别占其全县农业人口的3.70%、3.67%和2.45%。重庆市西部B县自2007年开始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农村低保人口分别为31000人，占其全县农业人口的6.62%,为四县之最髙。从比较数据不难看出，由于各地财力水平的差异，各地纳入低保的标准也差距较大（以西部A县为例，2005年农村住户恩格尔系数为30%,食物支出平均为946.16元）。年补助金额占人均纯收入比例西部B县最高，为14.8%,中部A县最低为5.3%o（二）财政提供的农村社会性公共产品结构不尽合理，明显缺乏均等化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实行“城乡分割，一国两策”的社会经济制度，加剧了城乡经济的社会的分化，造成了城乡在经济、教育、就业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利益差异。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比例一直低于城市，农民由于受身份的制约，没有享受到国家应当给他们提供的公共产品。比如，农村上学难、看病难、社会保障水平低等问题一直十分突出。农民享受到公共卫生资源占全国的比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