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英政府时期香港民主探析摘要：在港英政府管治的大部分时间里，受限于其政治建制无法消解的专制性，香港社会一直缺乏民主生存的土壤。直到20世纪中期，港英政府才渐渐推出形式民主，为香港民主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养分。但由于缺乏大多数港人民主主体的参与，这样的民主形同虚设。20世纪80年代，在中英两国政治谈判的历史契机下，香港民主伴随代议政制的快速推行，开始踏上迅猛发展的轨道。关键词：香港;民主;历史中图分类号：D676.5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0-0146-03香港民主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香港特殊的社会历史与迅猛的现代化发展相互作用的产物。本文以156年港英政府的政制演变为线索，把香港民主发展划分为两个历史区间，依次呈现其变化脉络。一、香港民主的空缺与酝酿(1841—1982)1.民主在香港的缺位首先，港人群体缺乏民主意识的自觉。出于管治的需要，关涉民主的政治议题在香港社会中一直被港英政府视为“禁区”，“香港居民的顺从和无可奈何的态度是---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支持现有权力结构的重要支柱”[1]，因而，港人的现代民主意识与潜在的政治参与能力长期处于压抑状态。对香港社会大部分新移民来说，香港只是“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他们的实用主义价值取向明显，只关心经济利益与自身的物质生活资料所需，并不在乎民主自由、权利义务、社会责任等政治话题与自身的关联性。可以说，在大多数港人的集体记忆里，民主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空洞之物它既没有现实的民主生活体验的衔接，也没有传统的文化情感的支撑。相反，他们的儒家政治文化情结深厚，间接成为抑制他们民主思想成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英国管治的大部分时间里，港人的社会意识结构中并不存在民主的理性自觉，他们的世俗生活层面也缺乏民主存在的社会文化基础。其次，港英政府系统内外缺乏民主生存的土壤。“英国自1841年占领香港后，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由英女王任命的港督集行政、立法、军事大权于一身，高居金字塔式权力结构的顶端，具有明显的专制主义色彩。”[2]作为港英政府建制里的“民主功能”机构，行政局和立法局所提出的建议对港督不构成任何的法律制约。由于港英政府建制的专制性、封闭性与排他性，港人议员长期在该政治系统中缺位，即使存在个别港人群体挤进港英政府体制内的民主秩序，也是没有民主话语的主导权可言。---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作为民主外化的具体形式，民主咨询脱离了民主自身内在的规定性，港英政府咨询的对象并非绝大部分港人群体，而是极少数港人精英以及依附其政治体制输送利益的买办阶层。因而，代表大部分港人的民意不可能通过这样的民主渠道传达到港英政府建制的权力顶端，也不可能在民主主体与权力中介之间建立平等对话平台并形成良性互动的机制。可见，港英政府运行系统以“行政吸纳政治”的方式吸纳少数港人精英进入权力体制内，这种间接管治手段并非竭力于建构一个殖民主义的民主世界，而是在乌托邦式的民主外壳下遮蔽其专制主义的本质。换言之，它完全出于工具理性迎合社会管治的需求，是为自身合法管治清除舆论压力与道德阻力的政治程序设计。因此，处于英国管治下的香港，无论是建制内还是建制外都不存在民主生存的土壤。2.形式民主在香港的显现香港的形式民主最初显现在二战后港英政府提出的“杨慕琦计划”，这份政改方案首次提出让香港市民有更多责任和权力去管理自己的事务。但是，港英政府建制系统内部对香港政改的意见充满分歧，并没有实质行动。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港英政府初步展开代议政制改革，并就重大政策广泛咨询民意，吸引部分---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社会底层群体参与政治生活，为港人民主意识的塑造提供了一定的养分。与此同时，市政局先后发表《市政局未来范围及工作特设委员会报告书》与《市政局地方行政改革报告书》，工作小组委员会发表了《香港地方行政制度工作小组委员会报告书》。这些报轮廓，客观上为香港民主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