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的出版及历史意义［摘要］对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的出版背景、出版过程进行分析，指出《大学丛书》出版的历史意义在于开辟我国成功出版本土化大学教材的先河，促进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和近代中国学术的独立，确立大学教科书成为图书出版专门类别的地位。［关键词］出版史商务印书馆《大学.从书》［］G239［文献标识码］A［］1009-5853(2012)02-0022-04［Abstract］UniversitySeriesoftheCommercialPressplayedanimportantroleinChina,smodernization.BasedontheanalysisofthebackgroundandoperationofUniversitySeries,thethesispointsoutthatUniversitySeriesinauguratedanewerainpublishingChineseindigenousuniversitytextbooks,developedChinesemodernhighereducation,promotedtheindependenceofChinesemodernacademicresearch,andestablishedaspecialcategoryforuniversitytextbookspublishing.［Keywords］PublishinghistoryCommercialPressUniversitySeries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商务印书馆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作为中西文化的传播者，编印教材、影印善本、移译西哲、创刊办报，把中国现代出版事业推向了顶峰。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量经典文献，普及文化、开启民智，《大学丛书》作为其中之一，对于中国现代学术的独立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深入分析《大学丛书》的出版过程和社会影响，对于研究我国近现代出版史、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大学丛书》的出版背景及出版过程上个世纪30年代以前，国内大学授课大都采用英文课本。1930年前后，商务印书馆提议有系统地出版大学教材，受到蔡元培先生的重视和支持。1931年4月，蔡元培在大东书局作《国化教科书问题》的演讲，并在《中报》上发表，主张编印本国的大学教科书，强调这是文化发达的表现。他指出采用外国教科书是文化落后国家接受现代知识所“迫不得已的过渡的办法”，由于外国教材中所举证明学理的实例，都取材于国外，用来教中国学生，“学习时既不免有隔膜恍惚的弊病，将来出而应世，亦不能充分应用。况彼此学制年级既属参差，教材的质量，亦不能强同”［1］。此外，原版外文图书昂贵的价格，也非一般大学生所能负担。为此，蔡元培极力提倡大学教科书的中国化，即由中国人自己来编写出版大学教科书，以适应高等学校发展的需要［2］。蔡元培的呼吁引起高教界的普遍重视，时任商务印书馆经理的王云五先生认为，这是组织编写大学教材的重要契机，并旦有利于保持和发扬商务印书馆“以普及教育为己任”的出版传统。1931年9月他撰文表明有意组织编写大学教科书:国内大学之不能不采用外国文图书者，自以本国无适当图书可用，而其弊凡位高等教育者皆能言之。本馆见近年日本学术之能独立，由于广译欧美专门著作与鼓励本国专门著作；窃不自揣，愿为前驱，与国内各学术机关各学者合作，从事于高深著作之译撰，期次第贡献于国人［3］。在商务印书馆庆祝建馆35周年纪念活动时，王云五再次提出集合国内专家学者，编译大学用书及撰写学术著作，以提高我国学术水平，促进大学教材革新。这一计划因“一?二八”之役而一度搁置。1932年8月商务印书馆甫经复业，王云五便将组织编写大学用书列入其“复兴编辑计划”。同年10月，王云五给国内知名学者和教授写信，聘请他们为《大学丛书》委员会委员，随信还附寄了商务印书馆印行《大学丛书》的条例及组织《大学丛书》委员会的条例，后者对委员的任务和权利作了明确规定:一、本委员会由本馆聘请国内著名大学校及学术团体代表，协同本馆编审委员会代表若干人组织之。二、本委员会任务如左：1.拟定《大学丛书》金目；2.介绍或征集《大学丛书》稿本；3.审查《大学丛书》书稿。三、委员各就专长，分别担承前条之任务。四、《大学丛书》出版时，各书均列委员会全体委员姓名，以昭慎重。五、委员会受本馆委托审查书稿时，每稿由本馆酌送审查费。六、《大学一从书》每种初次发行时，由本馆赠送全体委员各一册，以备随时审核［4］。为促进《大学丛书》编写事宜，王云五恳请蔡元培领衔，以增加召集学界著名专家的权威性。共有55人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