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困境近年来对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大举发掘，有功利、实用的目的。我近期以明清之际为时段、以士大夫为对象，考察古代中国人的伦理生活，所见或有别于时论。略陈鄙见，或有助于丰富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伦理实践，是知识人生活世界、经验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也仍然是。知识人的伦理观念与伦理实践，因其较庶民理性、自觉，对于该时代普遍的伦理观念与伦理生活，更有标志意义。梁漱溟的说法是：“中国人生为家庭式之人生，其散漫与和平，基本在此。集团与集团恒见其相对之势，散漫的家人恒见其相与之情。西方社会为势之社会，中国为情之社会。”（《思索领悟辑录》。着重号为原文所有）梁氏不止由儒家伦理观的角度，更是由“历史生活”、“社会生活”的角度，肯定家族伦理之于构造中国古代社会、塑造古代中国人的极端重要性。永乐年间，颁朱熹《文公家礼》于天下。研究者认为，到明清，理学家对礼法的见解才被较为普遍地接受与遵行。无论顾炎武论宗法，还是万斯大论宗法，或许都应在上述变化了的历史情境中解读，尽管儒者的理想境界，或更在秦汉之前。也因此有必要追问，明清之际的宗法修复，预期的目标是什么？复礼、推行礼教，有何种深远的计虑？朱元璋有《祖训录》，是皇家的家法；另有善俗、推广教化的所谓“圣谕六言”，系向普通百姓说法。“圣谕六言”亦作“圣谕六条”、“太祖六言”，即明太祖《教民榜文》中的六句话：“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儒家之徒面向公众的宣讲，往往即讲此“圣谕”。明亡之际的社会动荡中，江右的易堂九子聚居宁都翠微峰，举办的讲会，所讲也有那“六言”，或因参与讲会的，有同在避难中的妇孺。王夫之对这类宣教不谓然。他说：“圣人有独至，不言而化成天下。”（《诗广传》卷一）清初也如明初，当局对“忠”、“孝”等儒家基本价值的重申——包括了表彰“胜国”忠臣，也包括了编纂《孝经衍义》一类文化工程，无不作为了王朝意识形态重建的一部分。崇祯年间遭奇祸，黄道周对其兄说，“劝诸儿只读《孝经》，不必更作举业。”（《狱中与兄书》，《黄漳浦集》卷一九）此亦黄氏“家训”，可自注其狱中书写百部《孝经》。清初《孝经衍义》的编纂，徐元文、叶方蔼先后督修，吴伟业也参与其事。纲常伦理，更是士的世界观。实际生活中，相关的理念、既经形成的规范，不免与具体人的“伦理生活”、士自身的伦理实践参差。制度、秩序与生活世界，受限于社会生活的组织程度，难免随处发生着错位。对此，治人者也了然于心。我在他处已谈到古代中国伦理规范虽严密而仍有缝隙，预留了选择的空间；不同的道德规范间又互有制约。古代中国伦理纲维间的缝隙，古代中国人在伦理实践中将本有可能绝对的道德律令相对化的能力——那确实是生存策略也是能力。王夫之说：“礼何为而作也？所以极人情之至而曲尽之也。”（《读通鉴论》卷二五）一部《周礼》，其中的世情与人情体察，随处可感。至于古代中国涉及伦理关系的诸种经验、世故谈，多半可归之于应对普遍伦理困境的智慧。清代陈弘绪编辑的《五种遗规》，其中的《养正遗规》《训俗遗规》等，即可谓世故大全，可据以了解传统社会人生在世有可能面对的诸种问题及久经积累世代相传的应对之策。作为应世、应事的技巧，“世故”中往往有对世道人心深切或也痛切的体察。陈确以为“骨肉之间，绝无是非可讲，惟有至诚感动一法”（《与刘子本书》，《陈确集》文集卷三）。也一定有即“至诚”也不为所动者，每见于家人骨肉间。颜元也说，“家人事但以不辨为是”（《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学人第五》），为此不妨装聋作哑。颜元答别人问“家变”，说：“舜之化家也，其机在不见一家之恶。”为对方计，“须目盲、耳聋、心昧，全不见人过失，止尽吾孝友”，如此，“方可化家而自全”（《颜元年谱》）。王源所见不远于此，在他看来，“父母兄弟之间，只可言情不可论理，一论理则有是有非，是非之见横于中，未有不贼恩者。一味言情则是非泯，是非泯则和悦生，久之而非者亦化为是矣。”只是对妻子应有不同：“若于妻子则不可失之宽，又不可失之严，恩威并济可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