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新史学思维方式的特点与对历史学的影响与西方近代新史学思维方式形成不同，中国近代新史学思维方式取代传统史学思维方式，不是通过在传统史学内部长期蕴育发展，即通过对传统历史观、史学方法与规范等进行不断革新与完善来实现的，而是在外界因素，主要是近代中国社会危机的背景激发下，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借鉴西方近代的史学观念、方法和规范，确立起的一种全新的史学思维方式。如前所述，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危机重重，挽救灾难深重的国家，保持民族自立与自强成为近代中国人关注的最紧要课题，近代史学也不得不围绕这一课题并服务于这一课题。在严重的危机面前，近代史家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近代史学渗入了深刻的社会内容。深重的危机意识和强烈的经世情怀，是中国近代史学思维方式与西方近代史学思维方式的显著区别。近代学者齐思和概括晚清学术时这样说道，晚清之际，“一批新兴青年学者，忧时势之急迫，感汉学之迂阔，对于极盛一时之考证学，遂失其信仰，转而提倡经世之学焉。”他们“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崇近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边防。”。在“忧患”与“经世”风气影响下，人们读书务求实用，以“有用”与否来判断中西学术，以是否“实用”作为标准来取舍学术。西方史学传入中国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其有“用”。从最初的史地知识介绍，到后来西方史著的编译和中国史家编写西方史书等，不管形式如何不同，其社会致用性一直是首要目标。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学以社会现实为导向，在对西方史学传播时，其主要价值判断不在于学术性，而是在于社会性，把是否服务于社会，尤其是否服务于社会变革，是否有助于救亡图存作为价值取向的标准。《泰西新史揽要》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此书被翻译入中国后，产生了巨大影响，但需要指出的是，《泰西新史揽要》并不是一部优秀史书，甚到可以认为是“一部观点狭隘、受着文化局限而又沉闷的三流作品”。译者在书中还露骨地为侵略辩护，称是“不得不借兵力以定商情”，诬指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是“恃其权势”“弃好寻仇”，而中国的失败是由于“不体天心，不和异国，不敬善人”。既然如此，这部书为什么能当时中国大受欢迎并迅速传播呢？原因在于，它是最早被翻译至中国来的外国史书之一，对中国了解西方历史很有帮助。梁启超在1897年所作的《史学书目提要》中评论《泰西新史揽要》，认为“此书近事颇详，实为西史肯要”．足“以取法”，足“以垂鉴”，康有为因为它“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在1898年《上清帝第五书》中，把《泰西新史揽要》推荐给光绪皇帝。现实的关照是近代史学思维的基本情怀，它作为一个强大的内驱力，深刻影响着近代史学发展方向与内容取舍。然而，中国近代新史学思维方式的知识基础于西方近代史学，因此西方近代史学思维中的观念与价值无疑会被深深地植入进来。在西方，近代历史学被视为一门科学是主潮，科学是近代西方史学思维的核心价值趋向。中国近代史学在与经学分离的过程中，科学迅速成为史学的价值取向，尽管“历史学是否是科学？”的问题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困绕中国学者，始终找不到统一的答案，但它一点也不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学对科学目标的追求。当历史被视为一门科学，或者当历史学确立科学价值追求时，学术对真理的追求就成了首要目标。为了达到致科学的目标，要求史学要采取超然物外、纯然中立的态度，这势必与史学经世的价值取向相背离。胡适是梁启超发动史学革命之后归国的学者，他深受西学近代学术的浸染，把科学追求视为学术的首要目标，并且曾力图把经世的价值判断排除于学术追求之外。胡适主张“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的研究”，他强调“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他反对为经世致用而功利性地做学术，他说“我以为我们做学问不当先存一个狭义的功利观念。……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态度”。受科学主义影响，1920年代的梁启超也主张，“真学者之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言”。在胡适、梁启超等人大力倡导下，二十年代科学史学取得压倒地位，涌现王国维、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一批科学史学大师，整理国故与古史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