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路149号，我的少年记忆——三阿姐拉老公（黄石）今天，从圆明园路走过。如同60年代的某一天，既陌生又熟悉。那些大楼，整理得容光焕发，甚至有点不太真实。在城市尘封的角落，还有这么整体的一个街区，似乎从欧洲某一个城市切蛋糕般搬过来，连同它的精神气质，原封不动搬到上海，放在这里，在黄浦江苏州河交界处的内角，它像外滩的衬里，衬里往往更见底气，它不是被人一眼看到的，它是更贴身的那部分。它也是我少年时代挥之不去的记忆所在。文汇报就在这条街上，新天安堂以前一直矗立在圆明园路的东头，从乍浦路桥下来，首先看到是曙光电影院，接着能够吸引目光的，就是新天安堂。我还没有认字时候就知道，文汇报的地址是圆明园路149号，总机211410。父亲母亲都是文汇报的编辑，和他们联系的方式便背得滚瓜烂熟。一是我小时候经常突然发热，急着要向家长报告病情，二是母亲总是会借来很多好看的书和连环画，我要不断提醒她换新的。原先圆明园路很窄，两辆车交汇都有些困难。东侧灰色围墙高而冷漠，里面是英国领事馆，警察会在岗亭里笔直的站立，眼睛直勾勾看着你。我很奇怪，大幅的米字旗在高耸的旗杆上飘扬，那是坏蛋国家的旗帜。西侧的建筑便是照片里看到的这一排，敦实、沉默。细节丰富。我母亲一身浅色的旗袍，接近1米68的高挑身材，烫发，金丝眼镜，30岁上下，走进其中的某一扇大门。那时候的照片里她是好看的，标准的知识分子职业妇女。小时候，文汇报医务室是我经常去的地方，打针吃药不用细数。最使我丢尽面子的是，一年级时，我的左眼眼皮长了一个疖子，眼睛红肿如桃。医生动刀切开疖子的时候，我的哭声震动了整个大楼，那时的大楼尚未加层，就5、6楼。医生没用麻药，我一半是痛，一半是害怕。酸奶状的脓液挤压出来，我被母亲和医生钳制，动弹不得。考考和三阿姐站在圆明园路149号门前。一进大门，左拐便是医务室。门口原先还有一排阅报栏，邮局的绿皮汽车会按时来提取刚刚印完的报纸。有日报，还有代印的晚报和外省的报纸。66年的夏天过去了，我弄到一枚红色袖章，把它藏在口袋里，一个十多岁的男孩，觉得自己也是革命的一份子，飘飘然真像一场艳遇。走到圆明园路口的时候，我把袖章挂起来，我要到149号文汇报门口叫我的父亲，让他的同事们知道他有个革命的儿子。我在门房报了父亲的名字，“老黄，老黄，侬儿子来了！”门房的人朝里面叫起来，在逆光的过道里，我看到父亲的身影，等他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呆住了，毛巾围在他脖子上，脏脏的衣服，老开皮鞋，完全不是他上班离家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他在监督劳动。他拉着我，就在日后考考站的地方，几乎是恳求的口气说：“快离开，快离开……”我带着少年的残忍，用鄙视的眼神看着他，调头而去。这个场景，经常在我的记忆里回放，如果时空可以UNDO，我想这一切一定不会是这样的。而我到了他的年龄，才能够体会到前前后后的屈辱，对一个人多大的打击。就在圆明园路149号的大门里，光是我母亲的那个部门，不过就5、6个人的资料部，两个和蔼可亲的伯伯自杀了。一个叫杨继民，广东人，住四川北路明珠家对过，从自家阳台跳下来。一个叫徐里平，在自家厨房里打开煤气。我想，父亲有100个理由可以自我了结的，最终他看到我们三个孩子太小，他一定在我的残忍里看到了幼稚。1945年的圆明园路，同样是149号的大门口，我的父亲25岁，西装革履，脚步匆匆。他是文汇报唯一派驻南京的记者，专门采访中共和谈代表和周恩来的动态。149号楼下是文汇报，楼上是国民党中央社的办公处。中央社那些人老是奇怪，文汇报总能够在第一时间搞到中共的最新消息。周恩来的讲话，第二天便能够见报。他们不知道我的父亲搞定了南京电话局所有的接线小姐，他请她们聚餐、郊游，只要我父亲要长途，线路再忙，也要帮他接到上海圆明园路149号。那个时候，即使国民党特务盯梢，他也不至于感觉屈辱。直到我父亲报道48年上海的工运和学运，目标太大，才让地下党通知他，再也不要到圆明园路去，特务要制造车祸暗杀他。给了他船票，赶紧到香港去筹办香港文汇报为止，那是他解放前在圆明园路最后的日子。66年杨继民的自杀，给了我父亲很大的刺激。就在今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