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体育权利概念认识：困境与发展下2.2.体育权利的客观因素：存在与过程社会的发展使得人由“动物人”向“社会人”转变，而社会人也在不断地完成人的“更新”，实现人的现代化。[26]社会促进人的进步，同时制约人发展的尺度与范围。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27]这是传统的权利与社会发展、权利与社会存在关系的经典表述。但是，工业经济下的社会环境与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背景下的社会条件差别巨大，现代社会不仅存在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而且存在实质关系和虚拟关系。因此，权利的时代内涵不应当仅仅考虑社会、经济因素。关于体育权利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于善旭认为体育权利能够成为一项独立的权利，是现代体育发展成为全民参与的专门性社会活动的结果。[28]笔者不反对社会存在对体育权利的根本性和整体性的决定作用，但本文质疑体育权利与社会存在的直接因果性。本文认为体育权利与社会发展之间还存在中介力量或中介过程。体育权利并不直接与社会发展成正比例相关。笔者以为体育成绩作为体育权利的社会表现形式，有力说明了社会发展条件和体育权利在一定程度上的非同步性。比如，社会经济相对落后的巴西、阿根廷，其足球水平堪称世界一流，人们参与足球运动、参加足球竞赛、接受足球教育和享受足球生活的权利与乐趣丝毫不亚于欧洲五国。因此，笔者以为，体育权利和社会经济往往会出现时空上的异质性，尽管从根本上说体育权利摆脱不了对物质存在和社会经济的依赖。这种异质性现象使得我们不得不考虑体育权利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逻辑空间，即是否有某种中介力量或中介过程可以更好的表达或完成体育权利与社会发展之间的链接关系。2.3.体育权利的内容因素：利益、自由、资格和法力关于权利的内容因素，有康德的意志说，[29]耶林的利益保护说[30]，洛克的自由说[31]，梅克尔(Merkerl)的法力说[32]，雅维茨的行为尺度说[33]，德沃金的法律原则说[34]等。从体育权利的概念界定看来，体育法学界出现了于善旭的自由和资格说、汤卫东的权能说、董小龙的法力说、常乃军的利益说等。尤其是常乃军(2008)认为，“公民体育权利资格理论、体育权利主张理论、体育权利自由理论、体育权利法力理论都只是反映了公民体育权利的现象，公民体育权利的本质则是体育权利内部联系，它深藏于体育权利的现象背后，是深刻的、稳定的，需要通过抽象思维才能把握。公民体育利益理论透过纷繁复杂的公民体育权利现象，抓住了体育利益这个本质特征，最大程度地接近了公民体育权利的终极。”[35]张振龙也认为无论是主张、资格还是权能，本质上均是利益或自由的一种表现。笔者以为权利利益说只是规范法学的一种时代解读，如耶林的“权利是法律上所保护的利益”，这种观点是工业经济时期，人们对物质追求无限膨胀的结果。当社会进入价值重构的时候，这种观点将失去其现实基础。所以反对者指出有些权利并非利益、利益只是权利之一部分。[36]也有学者指出：“因为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有权利及利益之分，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并非完全可以权利视之。其不足之处，其无法解释有些为法律所保护的利益还没有被类型化为权利的现象。例如，雇主为离职的会计出具离职证明书时，隐瞒离职会计盗窃公款的事，致使新雇主造受财产不利益。新雇主可以信赖利益受损而请求原雇主赔偿损害，却无法说原雇主到底侵犯了他的何种权利。”[37]体育权利应当注意到体育运动的特殊性，体育的目的性和社会文化价值是体育特殊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不仅促进人的身体健康、也提升人的心智健康、培养完善人格、塑造积极的市民意识。卢梭在《爱弥儿》中写道：“你假如要培养学生的智力，你应当培养那智力所要控制的体力。为了使学生良好而敏慧，你要给他的身体以不断的锻炼，使他的身体强壮而健康，你要让他工作，让他做事，让他奔跑喊叫，让他成为有体力的人，他不久就成为有理性的人了。”[3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8年的《体育国际宪章》序言中：强调体育运动应谋求促进人们之间密切交流，公平竞赛、团结友爱、相互尊重与了解、对人的正直与尊严的充分尊重;宪章第一条规定：每个人都有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