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国内外出现一些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怀有敌意的人士，他们希望从西方引入两党制、多党制，最终达到“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的目的。针对此阴险用心，胡锦涛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别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模式，绝不搞西方式的多党制和议会制。”①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从中国国情出发，我们不能搞多党轮流执政。一、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唯一符合中国国情和国家性质的政党制度政党制度是近现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是由该国国情和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些国家先后形成了以资产阶级政党为主、其他政党为辅的“多党制”、“两党制”。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伴随着中国革命发展的每一个脚步，我国的政党制度经历了一个从多党制到一党制、再到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发展变迁。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社会开始逐步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反对封建皇权的专制统治，改变国家、民族的悲惨命运，一些向往西方民主政治的知识分子开始在国内介绍、传播西方国家的政党理论和政党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在皇权帝国体制下形成的“君子不党”的传统观念，为近代中国政党思想的萌芽奠定了观念基础。但是，当时中国仅有政党观念，而没有合法的议会政党的存在。中国政党真正开始公开在政治上运作、并形成政治上的制衡力量，始于民国建立之初。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建立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革命政权——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3月，临时参议院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该法规定，中华民国国民享有结社结党等民主权利。一时间，中华大地政治团体蜂拥而起，政党多达300余个。它们围绕国会选举展开了激烈竞争。不过，因为一些政党人士仅把成立党派作为谋取官职的“晋身之阶”，作为揽权攘利的政治手段，而不是为了实现一定的政治信仰和政治纲领，所以，这种政党竞争属于恶性竞争，政党之间党同伐异，势同水火。多党制下的激烈党争以及政党的其他一些不良行为严重损害了政党政治的形象，导致国人对政党政治持厌恶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强人”袁世凯依靠暴力手段，非法取缔了当时中国的第一大党即国民党，解散了政党赖以活动的政治舞台即国会，埋葬了中国的政党政治。至此，民国初年的竞争型的政党政治就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昙花一现的政治乱象。民国初年的多党政治实验，影响了其后中国的政党制度。此后，近代中国的政党制度由多党竞争型转变为一党垄断型，即国民党的“党治”时期。在此时期，蒋介石国民党独揽国家一切权力，大肆推行“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排斥其他政党的合法存在，更不容其他政党染指国家政权。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迫于国内外压力，蒋介石国民党表面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合法性，但始终不忘“溶共”、“防共”、“限共”和“反共”，不断制造“反共”摩擦，肆意打击、迫害民主进步力量。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国民党拒绝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公然撕毁停战协定与政协协议，悍然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最终导致政治上的孤立、经济上的崩溃和军事上的溃败。诚如毛泽东所说，所谓一党主义都是没有根据的，都是做不到的，行不通的。它不符合近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潮流和趋势，注定要被时代和人民所抛弃。鉴于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专制与腐败，在长期合作和革命斗争中，各民主党派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所以，在解放战争时期，基于“第三条道路”的破产，各民主党派对国民党的幻想被彻底粉碎，其成员毅然选择站到共产党一边，表示愿意接受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选择走多党政治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新民主主义道路。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