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与知识界的百家争鸣袁世凯在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权位以后，便集中力量对付南方留守的革命党人，以除后患。因为他心里十分清楚，革命党人是他实现政治野心的障碍。他篡权后不久，就秘密向外国银行团贷出巨额款项以装备军队，此即所谓“善后大借款案”。同时他还一手制造了“宋教仁案”，以阴谋手段杀害了力主民主与法制的革命党领导人宋教仁。此案真相大白于天下以后，孙中山等人发动了“二次革命”，［17］矛头直指袁世凯及其北洋军阀独裁政府。由于双方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两个月以后，“二次革命”被扑灭。孙中山等人逃亡日本，在那里，组建了中华革命党，［18］准备寻找机会再举义旗。袁世凯镇压了革命党人的二次革命以后，以为实现其政治野心的障碍不复存在，便先是逼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终身大总统，随后，又决定恢复帝制，抛弃民国。但是，他的“洪宪”帝制违背了历史潮流，甚至他原先的北洋班底如段棋瑞、冯国璋等也不予支持。在众叛亲离的状况下，他只做了83天皇帝梦，就在护国战争和全国各地的一片反对声中一命呜呼了。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北洋政府名义上恢复了《临时约法》与国会，实际上，中国的政权仍然处于封建军阀控制下，中国社会陷入长期军阀割据混战的动荡中。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社会的平稳发展，在革命党人那里还是一种期望。在北洋军阀各派系中，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实力最强，其次是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在东北还有北洋别支奉系张作霖。在西南则形成非北洋系的地方军阀势力，如唐继尧为首的滇系，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其他各地均有大小军阀割据势力。在南北方军阀之间，甚至在北洋军阀内部各派系之间，为达到控制中央政权的目的，存在着激烈的明争暗斗，这是引发军阀混战的重要原因。1917年6月，一贯拥护帝制的安徽督军张勋，打着调停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矛盾的旗号，率领辫子军进京，逼令黎元洪去职，并与康有为一起于7月1日扶持清废帝溥仪复辟清朝旧制。此种倒行逆施立即遭到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对。7月12日，段祺瑞打出反复辟招牌，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在天津马厂誓师，率兵入京，赶走张勋，戡定了叛乱。张勋复辟的闹剧仅有12天，就被平息。但是，段祺瑞也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对外妥协退让；对内以再造民国的功臣自居，在政治上大搞军事独裁，拒绝恢复被张勋废除的《临时约法》和国会。在孙中山看来，《临时约法》和国会是中华民国的象征。没有临时约法和国会，就不成其为中华民国。孙中山坚决揭露段祺瑞军事独裁统治的本质，提出打倒假共和，恢复真共和的主张，号召拥护引临时约法》，恢复国会。1917年，他从上海到广州，集合南下的国会议员召开“非常国会”，成立护法军政府，开始护法运动。孙中山和革命党没有属于自己的武装，他们所借用的力量是与北洋军阀对峙的南方军阀。一旦南北方妥协，护法运动便宣告失败。事实正是如此。孙中山极为气愤地说，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的反对军阀独裁统治的“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和“护法运动”最终都失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仍在持续。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在黑暗中，以愈挫愈奋的精神和毅力，苦苦探索着救国救民的真理。自辛亥革命以后，革命党人把很大精力投入到创办实业的工作中，各地纷纷成立实业团体。除沿海地区外，内地一些大中城市也陆续创办了一批企业。中国资本主义工业有了新的较快发展。尤其在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洲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因此，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比较迅速。外国商品输入减少，给中国的货物输出提供了有利条件。1872年到1911年，中国民族资本总计1．5亿元，1912年到1919年，建成厂矿470多个，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达1．4亿元。随着民族工业的迅速发展，中国工人阶级已经成长壮大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1913年，中国产业工人大约有120多万人，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已增至200万人。由于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和分布不平衡，所以，中国产业工人的分布也不平衡，大多数集中在东南沿海和沿江的大中城市。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工人相比，中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