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龚曙光对谈文化人的宿命与抗争2014-08-0409:20:10来源：红网作者：张冬萍徐海瑞滚动新闻记者张冬萍徐海瑞贵阳报道1999年，王跃文创作官场“清明上河图”——《国画》。自此，他被媒体誉为“中国官场小说第一人”。他后来创作的《梅次故事》、《朝夕之间》、《苍黄》、《亡魂鸟》、《大清相国》等系列小说推出，一时洛阳纸贵。2014年，王跃文的视线跳出官场，回归日常生活，一部《爱历元年》直面人性的善恶，写尽世情百态。1996年，龚曙光以《湘军，一支缺乏修炼的队伍》获得湖南省首届当代文学评论奖。近20年来，作为文学评论家和知名出版人，龚曙光长期致力于推动原创文学的发展和本土作家的提升，自称“一直是为作家服务的人，一直给作家打下手”。2014年8月1日，第2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贵阳举行，当代著名作家王跃文携新作《爱历元年》亮相书博会，并与中南传媒董事长龚曙光就“文化人的宿命与抗争”展开对谈。上篇“文化人就是接受过现代教育，可以用他的知识、文化来维持生计的一类人。我们现在社会生活中那些靠十几年乃至更长时间的读书，从而获得生存基础和谋生能力的人，他们是当代社会最主流、最活跃的主体。”根据龚曙光对文化人的定义，王跃文认为，中国公民中，50岁以上受过高中教育的不少，30岁以上的很多人都受过大学教育，所以现在中国公民的主体是文化人，或者说，现在担当国家命运的就是这个主体人群，即文化人群。文化人的宿命：始终被时代裹挟与冲撞在《说文解字》中，“文”最早的含义是“纹”，而后“文”化成“人”，当今的“文”特指“人”的“文化”、“文明”。自古以来，文化人担当着把“文化”、“文明”融入到“人”当中的使命，其自身命运却不可避免地被历史的大潮所裹挟，人类的大历史左右着每一个文化人的小历史，而每一个文化人的小历史也都折射着人类的大历史。在王跃文的小说中，社会各阶段里各色人物的无奈选择与命运沉浮，成为中国当代文化人的宿命与抗争的真实写照。文化人的定义担当国家命运的主体人群每个时代对“文化人”的定义都不一样。在当前的文化生态之下，人们更习惯于以“知识分子”、“独立知识分子”指代文化人，而龚曙光所理解的“文化人”，是一个比传统的读书人和今天的各类知识分子更宽泛的概念。“文化人就是接受过现代教育，可以用他的知识、文化来维持生计的一类人。我们现在社会生活中那些靠十几年乃至更长时间的读书，从而获得生存基础和谋生能力的人，他们是当代社会最主流、最活跃的主体。”根据龚曙光对文化人的定义，王跃文认为，中国公民中，50岁以上受过高中教育的不少，30岁以上的很多人都受过大学教育，所以现在中国公民的主体是文化人，或者说，现在担当国家命运的就是这个主体人群，即文化人群。文化人的宿命始终被时代裹挟与冲撞文化人或多或少都会被社会所左右，这似乎是文化人的宿命，但文化人又同时希望引领社会，这就是文化人“志于道”的地方。有人说历史上只有两个半完人，孔子与王阳明是两个，而曾国藩只能算半个。事实上，在对“道”的追求中，“完人”也同样摆脱不了宿命的安排，但也从未放弃过与宿命的抗争。王阳明是状元之后，自幼研习朱熹学说，28岁中进士，曾官至刑部主事等。生平两度去职，中年以后辞官讲学，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以良知之学创立“阳明学派”，令后世中国知识分子敬仰，史称其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王阳明的前半生，以大丈夫之功成立业为最大目标，这是他作为文化人的宿命，但龚曙光认为，王阳明的学术追求和学术思想，却是他对其所处时代的反驳与抗争。曾国藩20多岁就把自己的名字由“子城”改为“国藩”，足见其政治抱负。中国传统的读书人皆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曾国藩是一个读书人，他的抱负也是当年湘军诸位首领共同的抱负，还是他们所处时代所有文化人共同的抱负。正是这样的抱负，引领曾国藩和他率领的湘军成就了一番伟业，成为当时国家的柱石。那个动荡的时代选择了曾国藩，也成就了曾国藩，但仕途成功的曾国藩和他所处的时代也是有抗争的。他处在一个“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时代，但他非常律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