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由“公德”到“私德”的思想矛盾困境解读[摘要]公德与私德是梁启超受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影响而提出的两大道德范畴，在论述这一对范畴时，梁启超分别对二者的含义和存在的必要性做了充分论证，以此表明公德和私德的重要价值地位和由公德到私德转换的应然选择。梁启超由公德到私德前后思想不一致的矛盾主要有两大原因：其一是特定的历史现实和思想冲击使梁启超表现出不同时期对公德和私德不同的倾向性；其二是在如何培养公德上，试图以“外推”的方式经由私德培养塑造国民公德，促使梁启超在后来特别强调私德价值和作用，这一原因是梁启超思想矛盾的根本原因所在。[关键词]梁启超；公德；私德；思想困境[]B259.1[文献标识码]A[]1671－511X(2011)02－0013－04“公德”与“私德”是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论述的一对范畴，这是其对国民改造问题论述中的重要内容。由于梁启超在论述这一对范畴时未表现出思想的一致性，由1902年对公德的宣扬转而到1903年强调私德，由此学界普遍认为这是梁启超思想上的倒退。本文仅以这一问题为研究，在不囿于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梁启超公德、私德建构的前后不一致性作一尝试性的分析，以此希望拓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视域。一、公德、私德之界定把道德分为公德与私德是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予以强调和发挥的。福泽是近代日本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在《论学术之势左右世界》一文中曾对其评论说：“日本人之有西学，自福泽始也；其维新改革之事业，亦顾问于福泽者十而六七也。”关于公德、私德，福泽在其名篇《文明论概略》中这样指出：“德就是道德，西洋叫做‘moral’，意思就是内心的准则，也就是指一个人内心真诚，不愧于屋漏的意思。……凡属于内心活动的，如笃实、纯洁、谦逊、严肃等叫做私德；与外界接触而表现于社交行为的，如廉耻、公平、正直、勇敢等叫做公德。”福泽认为，随着文明的发展，公德的地位将会上升并处于私德重要性之上，“私德在野蛮的原始时代，其功用最为明显，随着文明的进步，逐渐丧失权威，而转化为公德”。福泽进一步指出，用私德促进世界文明，造福于世人只是偶然的美事，私德的功效只在于修身，修身有益于文明，具有偶然性，企图依靠偶然的事物来支配世界将是极大的错误，因此福泽提出个人不应以独善其身为满足，还应把德性扩大到整个社会，他相信：“随着文明的进步，智德同时都增加了分量，把私扩大为公，将公智公德推广到整个社会，逐渐走向太平。”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接受了福泽谕吉的“公德”与“私德”思想，但并非全盘接受，而是作了进一步发挥，在《新民说》中详细地阐述了关于“公德”与“私德”的思想。梁启超首先以群的观念作为公德概念的基础，《论公德》指出：“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后在《论私德》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夫所谓公德云者，就其本体言之，谓一团体中人公共之德性也；就其构成此本体之作用言之，谓个人对于本团体公共观念所发之德性也。”具体说来，公德指的是个人与社会、群体、国家之间的关系，即个人对于社会、群体、国家应尽的各种道德义务。梁启超公德论最大的特点在于把“公德”与“群”的概念相联系，以“善群”、“利群”作为其公德论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他说道：“人而不群，禽兽奚择，而非空言高论日群之群之，而遂解有功者也，必有一物焉贯注而联络之，然后群之实乃举，若此者谓之公德。”“公德”的基本准则就在“利群”二字，“万千条理即由是生焉。”他把“利群”的纲常伦理观念，称之为“一种新道德”，衡量公德好坏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凡“有益于群者为善，无益于群者为恶。”基于此，梁启超主张发明一种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之道”，进而达到“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的目的。何又谓私德呢?《论公德》中梁启超提出：“夫一私人之所以自处，与一私人之对于他私人，其间必贵有道德者存。”私德就是处理个人和私人之间关系的德行，它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人人独善其身”的自处之道，二是“一私人与他私人交涉之道义”。概括地说，就是指个人的道德修养，以及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准则。这是中国儒家自古就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