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影像展现与小说的文字演绎【摘要】电影《1942》改编自刘震云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与原作相比，电影在叙事角度、语言的使用以及表达内容上都产生了较大转变。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对比分析电影和小说。【关键词】《1942》;《温故一九四二》;历史观;史实;语言[中图分类号]J90[文献标识码]A电影《1942》是冯小刚的灾难三部曲之一，改编自刘震云的故乡系列小说之一《温故一九四二》。《温故一九四二》作为一部“调查体小说”，是建立在真实史实基础之上的，其中涉及了众多真实数字和受灾者的实际经历，并且大量引用了当时的文献资料。这就使得小说的改编面临一个难题，除非用旁白或字幕等手段来展现，否则难以实现调查体小说在数据上的震撼。在最后的呈现上，电影选择用个体命运来展现时代悲剧，虚构了主角老东家和瞎鹿一家在路上的颠沛奔波和流离失所的故事。但是整体的时代背景是无法重置的，限定的背景毋庸置疑是对冯小刚和刘震云创作能力的巨大挑战。一、上帝视角与第一视角电影拍摄结束之后，曾有记者问及电影与民族劣根性的问题，冯小刚说：“我觉得我们一直在回避苦难，害怕提这个，可是如果要防止它重复上演，是应该对民族经历的苦难有一个反思。”冯小刚在刘震云的小说中回顾、了解与正视了这段往事，并且在拍摄的准备过程中展现了自己以及剧组的诚意，比如到豫、晋、陕等地收集一手资料，采访灾难幸存者以及他们的后代，完成了共计几十个小时的影像资料，并以此为基础，在剧作创作中对人物的心理加以揣摩梳理，减少了煽情成分。在小说中，有一段文字讲述了曾经的苍凉：“灾民吃草根树皮，饿殍遍野。妇女售价累跌至过去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也跌了三分之一。寥寥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饿死三百万人之多。”对比电影《1942》，可以看出：首先，由史实概况到虚构故事情节、由文字营造的想象到画面直接呈现，这样的转换是颇有难度的;其次，小说一直采用个人的时间来讲述个体苦难，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距离，抛弃宏观视野，解构正史。刘震云认为，正史是权力讲述的历史，类似于福柯的“话语即权力”。正史是统治者利用自己“讲述权力的权利”证明其获得权力的合法性以及威慑被统治者。这种历史观视角宏大，重视历史的连续性、整体性和必然性，忽视个体。在《温故一九四二》中，刘震云两条线索一条采用了兵，另一条是老东家和瞎鹿的逃亡。当两条线索同时展开时，影片采取了与宏观相反的姿态，将视点放在个体生命身上，讲述个人故事，如老娘、花爪舅舅、范克俭舅舅等小人物的苦难，戳破了正史看似冠冕堂皇的外衣，裸露出来其中的白骨森森。反观《1942》，故事选择用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蒋委员长和各级官僚，上帝的视角。这与刘震云对小人物――灾民的关切相背离。小说中对那些锦衣玉食之人“高瞻远瞩、殚精竭虑”的描述在影片中变成直白的画面，变成了刘震云在小说中避之唯恐不及的“庸俗化”。经历和反思这场灾难的角度和展开故事的线索决定了电影讲述历史的姿态。在影片开场还是东家遭遇抢粮并由此展开逃荒的个体故事，但随之展开的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征收粮食的场景便打破了这种反正史的讲述角度。并且，影片中一再出现的李培基为民请命而不得、蒋委员长抉择的痛苦，让影片与小说渐行渐远。这样的姿?B转变也并非无可避免。如《辛德勒的名单》，讲述的就是在二战期间，犹太人饱受摧残与屠杀的背景下，一个商人拯救了众多犹太人的故事。故事始终围绕主人公展开，没有希特勒等上层军官，并且每种主要势力都在影片中有相应人物出场，影片饱受赞誉。二、文本的戏谑与电影的端庄《温故一九四二》在内容上取材于真实的人物经历，并且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及资料，故称为纪实性文本。但是作者在其中加入了个人的态度，使得语言上表现出游戏特征，主要的手法是把冠冕堂皇的政治话语和浅显粗鄙的乡音结合，交替出现，让高贵典雅与低微戏谑相结合，呈现出或同情或讽刺的态度。“他们虽然一辈子没有见过蒋委员长，许多青壮年一听蒋委员长还自觉立正，但是，蒋委员长在富丽堂皇---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的黄山别墅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