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其它相关论文-当代中国的都市经验一、虚构的农民经验在都市里虚构农民经验，并以此作为批判的武器，这在当代思想文化界是一件十分时髦的事情。我们经常听到从书房里传来的感叹声：“农民很苦哇。”解决农民苦的问题，是一个行政问题，需要周密的社会理性，需要数据论证，特别是需要真正的法律介入，靠几个文人在虚构的故事中长吁短叹并不管用。这种长吁短叹的后果，就是将“现代性”的复杂背景简化，并试图用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来解决“全球化”背景下的复杂问题。文艺学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行政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叙述经验”的问题。当代文学(文化)批评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叙述”本身进行批判。这种对“叙述”的批判，不是美学(形式)的，而是政治学、经济学的，或者说是一个话语符号的政治学问题。我有理由做这样的类比：都市中心主义就像西方中心主义；乡村就像第三世界；当代中国的精英主义就像中国农民面前的西方人，尽管他们在西方人眼里还是第三世界人，这与进城打工农民与乡村耕作农民之间的关系一样；农民向都市迁移与都市人向海外发达地区迁移本质上也是一回事；虚构(想象)的乡村世界就像西方人虚构的东方世界。东方借助于西方的“东方学”学者的想象在说话；农民借助于作家的想象在说话。都市经验一直是作为农村经验的对立物出现的。这种对立是近代文学叙事的一个基本矛盾。艺术家告诉我们，这一矛盾转变成“迁移/伤害”的主题，不是人为的虚构结果，而是生活所逼。西班牙流浪汉小说中的小癞子之所以迁移，之所以遭遇到各种伤害，之所以在伤害中还要继续流浪，原因在于作者假设了一个前提：小癞子是一个孤儿，父母双亡，无家可归。阿Q还有一个土谷祠，小癞子一无所有。在现实生活中，无数流浪的小癞子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改变无家可归的状况。当这个现实被抽象化、精神化的时候，这条路就被堵死了。思想家将这种“无家可归”的状况抽象化、哲学化了。它成了文化上的无家可归、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这样一种飘忽不定、难以捉摸的“意象”。这就是近代文化具有反讽性的根源。当代都市艺术经验的反讽性表现在，作家(知识分子)厌恶都市又离不开都市；他们热爱农村又逃避农村。大批挤进都市的作家(知识分子)，将农民的外表和商人(市民)的心灵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并参与了都市内部急剧的财富瓜分过程：写畅销书，炒学术股，混文凭，当博导，抄袭论文，学而优则仕……另一方面，他们又用农民经验打击市民经验，用“乌托邦”打击“现代性”，用马车撞击汽车，用牛粪嘲弄香水。他们的确显得很有力度。这种力度首先当然是来自于社会贫富分化的现实。力度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作家的叙述权威，一种建立在“我在现场”之上的权威，或者说“经验的权威”。他们在批判“现代性”的时候，常常以农民经验的亲历者身份出现。他们将作家的虚构与记者的写实结合在一起，用虚构夸大写实，用写实支撑虚构。他们试图用一种文人化的、人文主义化的，也就是形式化的“农民经验”，来打击“市民经验”。半写实(“摆事实、讲道理”)与半虚构(抒情及其伴生物眼泪)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是他们的典型话语方式。正是这一点(通俗易懂、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他们迅速地融进了消费时代的“市民经验”行列。经验的可靠性就这样成了疑问，以至于更年轻的一代根本不信任这种东西。这就是导致表达方式上的“无厘头”、“大话”(香港艺人周星驰是其代表)之风---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兴起的文化根源。“讲大话”在粤语中就是说假话、撒谎的意思。公开“讲大话”的人得到了青睐，那些假模假式说“真话”、背地里专门干坏事(或者在体制内如鱼得水、不知不觉干坏事)的人，遭到了一代人的唾弃。文学艺术领域的突出问题，当然不是简单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个“话语符号的道德”问题；换句话说，也是一个“当代叙事”如何可能的问题。符号本身的复杂性是多种文化背景(现代化、全球化、商品化)交织在一起的结果。它对符号分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下面我将分析一位以“农民经验”亲历者姿态出现的作者的作品。刘亮程目前生活在西部都市乌鲁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