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春之歌”到“长恨歌”——中国当代小说的叙事奥秘及其美学：文章作者：张清华发布时间：2008-01-13字体：[大中小]一个引子:两种叙事的奥秘一部作品能够起名为“歌”,显然有它在文体和美学上的特殊含义,因为某种意义上,“歌”是一切文学作品最原始的文体和“母本”。因此本文要从两支“歌”的对照来入手,谈谈当代中国小说在叙事模式上的转换和叙事美学上的变迁。与中国传统的小说叙事方式相比,二十世纪以来的新小说的变革道路已经走过百年的历程。这个百年的历史,简单些来看,是一个巨大的弯曲的图案。从启蒙主义的叙事到革命的叙事,改造并最终“消灭”了旧式的中国传叙事,这个过程用了将近四分之三个世纪。然而在此之后,这样一个巨大的改变又出现了强劲的“反弹”,在最近的二十年中,当代小说又出现了一场“美学的复辟”。这种复辟当然不是简单的复古,而且它还更多地吸纳了西方文学与美学的因素,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正是传统美学因素与叙事观念的复活,给当代小说艺术带来了新的活力,使其重新具备了民族特有的美学风神与韵味,也具备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品质。在这方面,从两支“歌”——杨沫的《青春之歌》到王安忆的《长恨歌》——来看,就是一个最形象的例证。这样一个审视角度虽不免粗疏,但却是特别生动和传神的。“革命叙事”的原型当然是于“进化论”的观念。简单地说,进化论观念对时间的解释模式是一个“发展观”的模式。由于生物界的进化规律的认识,导致了对时间解释的“目的论”和价值评判,即时间本身具有了“方向感”和“目的性”,由此推及社会领域,导致了“时间是不断进步的”历史观念,历史本身有了一个不断迁延前趋的进程,人类社会也有了从低级到高级的必然逻辑。在这样的观念基础上,“革命”和“断裂”就成为历史发展和历史叙述的基本模型。革命叙事正是采取了“断裂的阶段论”的修辞方式,在这方面有许多政治文本的范例,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阶段的划分,便成为了现代“中国革命史”和“党史”的基本的叙事蓝本。这样的权威叙事,不但直接造就了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叙述的规则框架,而且也规定和构造了其美学风格。因为很显然,“革命”带来了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断裂感”,时间会在某一时刻“终结”,而人物与时代和历史,则在这样的终结与新的开始中一起成长,一起走向“进步”。这样,小说很自然地就产生了“成长叙事”和“青春之歌”,其结尾即是旧时代的“终结”、革命的“胜利”、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解放”。这样,革命的叙事美学也同时诞生了——激情、壮美、热烈、乐观,成为其必然和必须的美感色调。但中国人传统的时间观念却不是如此。中国人的古老的时间观和生命意识、美学理念,简单地说,是一种“循环论”的模式。对生命本质的理解,受到道家的“无”与佛家的“空”的理念的影响,个体人生的生命轨迹与经验方式,便成了一个“无——有——无”的悲剧模式;而人生和自然法则的关系,则是“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自然的无穷更反过来凸显了人生的短暂;再进而影响到对历史的理解,也是一种重复和循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里并没有必然的进步,相反倒是有一种悲剧的经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这样的生命理念和历史理念,合并导致了一种感伤主义的生命本体论的哲学和美学。在《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经典小说中,大抵不出这样一个基本格局:人物——从生到死;事件——从开始到结束;时间——一个完整的叙事单位(从“聚”至“散”,从“盛”至“衰”,从“有”到“无”)。这样,历史和个体的人生在某种程度上便实现了一种重合,由于“死亡”和“散”、“无”、“空”这样的必然结局的出现,道德和其他的社会意义都受到了“存在”这样的哲学意义上的拷问,“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是中国古典小说叙事及其美学的基本的悲剧经验方式。历史和人生,究其实质是一种相似而同构的永恒的缺憾、悲剧的“长恨”。最典型的要数《红楼梦》,它的悲剧叙事展现了一个完整的过程,一个到头来被证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