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中国人的“孝”闲聊中国人的“孝”读瞿同祖所著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令我分外恐惧的是，中国古代对不孝子孙是可以肆意处死的，历史上有好多不孝子孙都是被家长自己动手杀死的，也有的是被家长呈送官府再由官府秋后问斩的这件事让我明白一个道理，中国人所谓的“孝”其实是由高压体制挤压出来的孝，由于子女只要被父母安上“不孝”的罪名，他就必死无疑，后果相当严重。实际上，不仅中国如此，据说古罗马早期，父母也有处死自己儿女的权力（见该书第11页）。我对中国秦之前的处境不太领会，但秦之后家长肆意处死自己子女的现象貌似已被遏止。不过，对不孝子女，法律又赋予父母以送惩权，即家长可以苦求地方政府代为处治。在元、明、清之前，家长只要把自己的儿女呈送官府，并要求执行死刑，那么官府大多会判他死刑，即使在开明盛世的唐代，这种现象如故没有改观（见该书第12页）。到了宋以后，这种处境有了明显好转，尤其是到了清代，由于不孝而被执行死刑的已很少见这理应算是一种进步吧。不过，尽管清代对“不肖子孙”不再处死，但官府对打死不孝子女的家长却分外宽容。譬如，家长打死子女后，只要声明被打死者不孝敬父母，那么这个家长所承受的责任就分外小，按《清现行刑律》规定，只需打一百板子、罚十五两银子即可（见该书第9页）。这等于是报告人们：家长打死子女并不是一个大问题，他只是受一点皮肉之苦和破一点财而已。我觉得这如故是一把高悬在子女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同样具有很强的威慑力。在孝这个层面，清代法律不仅给家长很大的权利，而且，对不孝子孙的处治也分外严肃。子孙只要是不服教化或有触犯情节的，都有可能被送交官府处置。官府对这些被呈送的不孝子孙，一般都押送到云、贵和两广地区服刑。而且，官府对这种不孝的犯人，通常是不释放的，除非遇到特旨恩赦或者减刑（见该书第13页）。当然，也有的家长懊丧将子女呈送官府，事后又苦求官府释放子女回来，不过，这样的苦求手续繁琐，很难得到批准。此外，对二进宫者，官府还要加重治罪，这些人根本上都要发配新疆。这其中最为凄凉的是，有些子女被呈送到流放地后，他的家长先后亡故，这就意味着这些子女已完全失去释放机遇遇到这样的情形，好多人都绝望地自杀了（见该书第14页）。在清代遗留下来的案卷中，还察觉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在家长呈送的不孝子女中，好多人的犯罪情节并不恶劣，有的只是由于不按照父母管教，有的只是由于出言顶撞了父母，就被呈送官府遭到流放。对比严重的一个家伙也就是平日懒惰，又不听母亲的训斥，就被呈送发配。还有一个家伙是由于酗酒滋事，又总也改不了这个恶习，也被官府从直隶发配到了广西。还有一个人擅自离家出走，二年没赡养父亲，也被呈送极渺远的烟瘴地区给充军了（见该书第15页）。像这类问题，在今天看来，根本就不算什么大事吧。最令人不解的是，父母和子女怄气自尽了子女是要判死罪的，即使儿女并没有直接冒犯，父母若轻生自尽，子女也要有人判为绞候，大约是现在的死缓吧（见该书第39页）。在清代，家长控告子女不孝的案子，官府一般都是来者不拒。而且，还不要求控告人供给任何证据。在清律上就明文规定：“父母控子，即照所控办理，不必审讯”。在当时，通行的伦理道德是“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假使父母与子女发生冲突，那确定是子女的错。而且，父母对子女的管教惩戒权是十足的、不成撼动的。那个年头的伦理报告我们，子女只能是“有顺无违”，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伦理”的问题，“孝顺”讲的就是“遵从”，这才是根本问题。在这个大背景下，子女和父母分辩是非，甚至顶撞不服，则是十足不允许的，也是不成想像的（见该书第17页）。说到这里，我们可能就明白了，其实，中国人所谓的孝敬长辈，本质上更多地是由于惧怕处治，人们内心的这种惧怕有的来自伦理道德，有的慑于家长乱施淫威，但归根结底还是来自对国家机器的惧怕。那么，国人为何要如此强势地推行“孝道”呢？我认为有两个理由，一是历代统治者都搞独尊儒术，因此全力推行“三纲五常”则是必然。由于统治者把“孝”抬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因此它就务必誓死保卫它的地位；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