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毕业论文网www.biyelunwen.com.cn从文化批判回到学术研究文章来源毕业论文网www.biyelunwen.com.cn文艺学似乎从来就不是纯粹的书斋学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文艺学就和意识形态乃至斗争结下了不解之缘，对的研究常常变成了意识形态化的政治与批判，也就是所谓的“庸俗”倾向。在改革开放初起的八十年代，文艺学曾经出现了所谓“向内转”的趋势，研究方向从意识形态化的“庸俗社会学”倾向转向了“文学本体论”倾向，即以文学作品内部的特征特别是文学形式为中心的研究方向。到了九十年代，文艺学研究似乎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又转向了对文学外部的语境的研究。在这个“外—内—外”三段式的发展中，每一阶段都可以看到外术思潮影响的印记：早先的“庸俗社会学”倾向受到过苏联的影响，而后的“文学本体论”则是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等的影响，再往后的文化语境研究可以看出苏联文化学派、巴赫金的文化诗学以及西方当代阐释学和接受等多方面理论的影响，而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文化批判思潮的影响则更为突出，如“文化”、“消费主义”、“霸权”、“意识形态”、“边缘化”、“编码”、“合谋”、“策略”等等术语都标记着这方面的影响。文艺学好像在转向“文化学”乃至文化批判。文艺学该不该转向文化批判？有一位美国学者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的观点似乎倾向于肯定。这本书中对美国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状况提出了批评。他的一个观点是：美国的知识分子正在消失。所谓“消失”不是说不存在了，而是说从公众视野中的消失——过去的学者中有很多面向社会的知识分子，而现在都进了大学变成专业化的学者。他们不再为公众，而只是给基金和资格评审委员会写作。他认为这种消失意味着美国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的缺失。我们可以想象，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会存在同样的问题——从社会关怀转向专业化研究和写作时，学术是不是也会变成仅仅为各个方面的评审专家们负责的事业？从这个角度来看，文艺学向文化学和文化批判的转向是否可以理解为知识分子对公共社会的关心和责任感？但当我们肯定文艺学对的关注时，恐怕还不得不注意这种关注与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的产生正与我们所接受的西方文化批判的影响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理论观念和实践虽然很复杂，但有些方面是共同的，也是基本的出发点。简单说来，就是都以当代文化秩序为批判对象，而且基本上都是把这种文化秩序理解为统一的意志和实践，即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权力的实现。这种意识形态权力的实现手段，按照霍尔的观念是通过“编码”进行的，即在表面上无害的信息中编入了操控接受者的“密码”，使接受者在不知不觉的“解码”过程中接受了意识形态的影响。根据这种理论，文化批判的任务就是破解意识形态“密码”。比如从一则洗衣粉商品广告中，罗兰•巴特就破解出了其中隐含着的意识形态意义编码——商人通过广告形象制造了一个消费主义的“安乐乡”，诱使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这种意识形态的操控。这种文化批判对中国学者的影响相当大，从广告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商业活动中破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操控消费者的“密码”，几乎成了文化批判的经典方法。这种批判对大众具有一种警示的作用：使一般消费者不要盲目服从商业的引导而更多一点批判的、自主的意识。这当然是一种积极的社会作用。然而这种文化批判的理论和操作本身也存在着问题——在某种特定的价值观念或社会理想引导下进行的批判是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解决社会文化问题，还是仅仅为了表达一种意见或一种观念体系？换句话说，文化批判能否真正成为具有知识意义或学术价值的研究？就拿上面提到的罗兰•巴特对洗衣粉广告的批判来说，这篇文章一开始就宣称“第文章来源毕业论文网www.biyelunwen.com.cn一届世界清洁剂会议（巴黎）完成了授权全世界向Omo安乐乡屈服的任务”，然后是具体地对广告制造的消费“安乐乡”意象进行的解码，以揭示这个广告引诱消费者“屈服”的意识形态意图。在文章的最后作者点题说：“这个安乐乡，却不能令我们忘掉，Persil和Omo在某个行星上是同样的东西：Un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