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杂税演进考论摘要：宋代是中国古代杂税的重要发展阶段，其复杂、曲折的演进过程体现了中国古代杂税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依循合并程度的差异，杂税在宋代经历了多税种的杂变之赋、单一性杂钱及与新杂税并存三个阶段。这一演进过程不仅体现了国家对杂税法制化和规范化的努力，其目的是促使杂税税种简化、税率固定，并最终实现杂税的依法管理，反映出杂税本身自我发展的规律性，而且也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税收博弈的必然结果。宋代杂税的历史演进反映了中国古代杂税发展史的一般规律性。关键词：宋代；杂变之赋；杂钱：K244/K245文献标识码：A：1001-8204(2010)01-0140-04在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税制整合的研究中，学术界多关注唐代两税法、明代一条鞭法和清代的摊丁人地，而对宋代杂税的研究着力较少。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大都对宋代杂税的复杂演进过程语焉不详，从而对一些相关问题形成了模糊认识。鉴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宋代杂税的历史演进加以辨析，以期能对中国古代社会杂税史研究有所帮助。概括地说，宋代杂税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的历史演进。一、多税种形态的杂变之赋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里，田税以及与之相关的丁税、户税一直是国家的主体税种，故又被称为正税。杂税是相对于正税而言的，它不像正税那样税种单一、税率固定。作为正税的补充，杂税被不断累积推出，因此它经常笼统地指向多个独立的税种。宋初，曾对五代十国时期所留下的杂税进行整顿，并将其以“杂变之赋”的名称确定下来。宋初杂税之所以被称为“杂变之赋”，是因为各项杂税的征税对象都转向田亩，变成了事实上的田税附加税。正如《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言：“自唐以来，民计田输赋外，增取他物，复折为赋，所谓杂变之赋者也，亦谓之沿纳。”《宋史?食货志》中也进行了解释：“日杂变之赋，牛革、蚕盐之类，随其所出，变而输之是也。”此处“变而输之”，就是把其他征税对象的杂税都改为通过田亩征收。这里不妨以文中的牛革、蚕盐为例说明这个问题。因为牛革可以用于制造军器，所以五代时期官府禁止民间买卖，实行垄断收购，并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随后开始规定各地区缴纳牛皮的数量。垄断收购本身并不是杂税，然而规定各地区纳牛皮的数量便有了杂税的性质，不过征税对象还笼统为各州县。至后周广顺二年，牛皮转向田亩摊征。具体为：“应天下所纳牛皮，今将逐所纳数，三分内减二分，其一分于人户苗亩上配定。每秋夏苗共十顷纳连角皮一张，其黄牛纳干筋四两，水牛半斤。”宋初沿袭了在田亩上征纳牛革的形式，并进一步形成牛皮钱。如《渑水燕谈》卷六载：“国初令民田七顷纳牛皮一张，角一对，筋四两。建隆中，令供纳价钱一贯五伯文，税额中牛皮钱是也。”与牛革情况类似，蚕盐钱也源自五代。农户养蚕时，为了使蚕茧增加抗病能力，通常用盐腌蚕茧。这部分盐官府每年二月先赊给农民，然后在交夏税时通过上交蚕盐钱一并偿还。由于蚕盐为每年固定需要的物资，于是官府遂将各户所需蚕盐确定下来。初始时官府还只是按户征收，后来便改为强制在各户田亩上征收。如后周世宗显德三年，齐州将“管内先于秋苗上?l配蚕盐，谓之察头盐，每一石征钱三千文”。蚕盐钱具有官民交易性质，从这一层面上说不是税，但若官府不向农户派发蚕盐，农户仍要交纳全部或部分蚕盐钱。也就是说，官府未必按规定派发蚕盐，而农民交纳蚕盐钱则是必须的，因而蚕盐钱具有杂税的性质。至宋代享国，蚕盐钱随田亩征收的形式也被保存下来。由此可见，宋代杂变之赋的征税对象已经趋同，都转到田亩上来，变成了随田杂税，或者说是田税附加税。不过，尽管宋初“杂变之赋”是以田税附加税的形式出现的，但其本质上还没有形成单一性质的杂税，无论是税种、税额还是税率、税物形态都各自独立，整体上仍然处于多税种联合体状态，“名品烦细，其类不一”是其突出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宋初杂变之赋的税种丛杂。陈靖在给宋真宗关于江南杂变之赋的上书中称：“且江南伪命日，于夏税正税外，有元征钱物，日盐博?绢、加耗丝绵、户口盐钱、耗脚斗面、盐博斛斗、酝酒曲钱、率分纸笔钱、析生望户钱、甲料丝、盐博绵、公用钱米、铺衬、芦荟(竹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