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的社会谈判摘要：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领域，社会群体对政府政策的反馈过程经常被忽视。在政府与社会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社会谈判中，阶层所具有的谈判能力而非其需求才是决定其公共服务获取程度的关键。谈判能力的差距决定了均等化战略所能达到的界限，也构成了该战略发展的突破点。如何加强社会相对于政府的议价能力，对社会力量的弱势地位进行制度性补偿，将成为影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程度的关键。关键词：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谈判；参考定价；谈判能力；能力差距；制度补偿：D63文献标识码：A：1003-854X（2014）06-0066-05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该表述既强调了政府主导的治理体制，又强调了均等化要达到的社会效果。这意味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终要通过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来实现。鉴于我国发展的巨大不均衡性，如果政府作为供给者在什么是基本公共服务、如何实现均等化等问题上享有绝对话语权，而社会的多元需求无法对政府形成制衡，那么政策行为与效果之间的矛盾必将凸显出来。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视为一场包括政府和社会各阶层在内普遍参与的谈判，可以在逻辑上回答有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诸多疑问。一、社会谈判：理解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个维度实际上，侧重供给还是侧重需求，是任何政策分析中都会存在的视角差异。这种差异使我们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的理解发生了分歧。当前有关公共服务的解释框架，也由于这种视角上的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逻辑进路。公共财政假定是解读公共服务方面运用最为广泛的理论之一。该理论把公共服务定义为国家公共政策体系的组成部分：政府具有天然的公共性，在公共政策领域是无可置疑的权威，因此政府对公共资源的垄断性地位并不能被视为一种风险。对各级政府而言，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被简化为技术性的“国家财政预算如何理性再分配”的问题。这种带有先验性的公共性其实颇值得怀疑。首先，它模糊了各级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实际角色的多元性和矛盾性，也没有考虑到政府和社会在“公共性”界定上的认知分歧。政府在供给公共物品时的复杂行为被简单地概括“制度效率”问题。其次，它将公民在争取均等化公共服务方面的努力排除在外，忽视了其对公共资源公正分配至关重要的作用。登哈特夫妇（Janetv.DenhardtandRobertB.Denhardt）提出的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公共财政假定相比，在解释政策形成过程中的社会反馈方面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该假定立足于政策形成的动态进程，强调了公共决策过程中公民的参与及其效用。协商民主理论中的公共协商假定也从另一个角度赞同通过公共协商，供给方与需求方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达成“理想共识”的可能。但是，强调协商参与者必须具有相同的道德和认知框架，使这两种理论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的实际环境：一方面，行政权力缺乏监督、强势的利益集团再加上信息环境的严重不对称，使分歧可以被自我克制和责任感克服的假定显得过于简单化：另一方面，在社会转型、价值和利益分歧严重的情况下，协商各方如何在缺乏统一认知框架的环境下对话，是该理论很少虑及的。针对公共财政假定和新公共服务理论对于政府的理想化假定，公共选择理论和博弈论谈判学说提出了批评。以詹姆斯?布坎南（JamesM.Buchanan）和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J.Arrow）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立足于对官僚机构的分析，指出政府不可能在公共服务供给等公共政策方面实现高效率，普通公民也难以利用民主途径真正影响政策走向。受制于信息失衡造成的“理性无知”或利益集团寻租，公共服务方面的“政府失灵”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公共选择理论在阐释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困境方面很有说服力，但是其弱点也十分明显：对政府能力的悲观态度，使其在改进政府能力方面显得无所建树。那么，如何既保持对政府角色的警惕态度，又在当前体制内找到改善政府供给能力的途径呢？托马斯?谢林（ThomasC.Schelling）的分配性谈判模型（distributionalbargaining）通过研究博弈过程中弱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