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福山激辩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原载2011年7月8日《文汇报》）6月27日下午，由文汇报和春秋综合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42期文汇讲堂上，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弗朗西斯·福山和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的张维为就中国模式等问题展开热烈辩论和对话，在场观众也提出尖锐问题。两位学者的严谨思维和表述博得阵阵掌声。为了便于读者更清晰了解双方观点，经嘉宾同意，本期整理依据速记对对话顺序作了调整和整合。中国模式的优势和影响福山：中国模式已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它具备诸多优势张维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改革的实验室福山：通常美国学者来中国都是作讲座，传授美国的成功经验；而我今天是来学习的，因为中国模式已经对世界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模式有很多优势，其政治制度的特性使它拥有高效决策功能。与印度这样的东方国家相比，中国高铁已经开通，机场、桥梁等现代化基础建设也日新月异，而印度著名的塔塔公司想在某地建厂，谋划多年最终却因政治反对力量强大而流产。与英、美、法、意等西方国家相比也是如此。以美国为例，由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互相制衡，金融危机时问责制难以良好运作，不仅没能阻止危机发生，连政治体系也险些因此瘫痪；同时，美国利益集团非常强大，一个从长远来看非常合理的决策，在实际运行中通常被迫向部分利益集团低头；此外，美国的经济制度也很教条，以致于民众至今还在赤字海洋中挣扎。今后几年能否改变上述现状，这也是对美国制度长效与否的考验。---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已拥有了较自由的意识形态，政府也进行了很多创新摸索，正确的就坚持，错误的就修正。我不知道这样的有效改革多大程度上受到中国历史的影响。但反观美国，虽然号称务实，却很少愿意进行新尝试。不过，长远来看，我还是更赞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制度。所以，今天很愿意和张教授探讨。张维为：谢谢您对中国现状的关注以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也谢谢您开放的思维。您的话使我想起2月份我在德国和《时代周刊》主编对谈中国模式。他刚刚访问了上海，他说他觉得上海越来越像纽约，是不是可以说没有什么中国模式，而是中国越来越学习美国模式。我说：您恐怕观察得不够仔细，如果观察得仔细一点，您会发现上海在不少方面已经超越纽约了。无论是高铁、地铁、机场、码头等“硬件”，还是人均寿命、婴儿死亡率、社会治安等“软件”，上海都比纽约好。换句话说，我想告诉这位德国学者，我们的眼光已经超越了美国模式，超越了西方模式。我们从西方学习了很多东西，现在还在学，以后还要学，但是我们的眼光确实超越了西方模式。从某种意义上看，我们正在探索下一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制度。问责制在中美的不同效果福山：中国的道义问责制需要弥补“向下落实”的缺失张维为：中国当下对问责制的探索范围已经超越美国福山：中国早在2500多年前的秦朝就率先建立了有效的国家统治，非常超前，比英国等欧洲国家早17个世纪。我在新书《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提到，一个现代化国家必须具备三个要素：有效的国家统治、问责制、法治。先着重谈谈问责制，我认为中国是一种道义问责制，与西方议会制产生的程序问责不同。中---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国传统决定了政权非选举产生，但国家治理者接受了道义责任的使命教育，因此也只对朝廷负责，问责得不到“向下落实”。这种传统延续至今，导致人民往往无法制约管理者的晋升，容易滋生腐败。张维为：20年西方生活的经历让我觉得，您所说的西方的政治问责制很难奏效。坦率地说，我认为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是前工业时代的产品，已无法解决美国在今天面临的挑战，美国的政治改革任务不亚于中国。三权分立仅在政治范围内起制约作用，不能解决美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无法阻止金融危机爆发。因此，我认为现代社会需要一种更大范围内的制约与平衡，我称作“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所以中国探索的问责制，范围比美国广得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发表文章称，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