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一据鲁迅先生之子周海婴所述：1957年，毛泽东到上海小住，依惯例找几位老同乡聊天，周谷城、罗稷南等人参加了座谈。时值反右，谈话内容涉及文化界人士在运动当中的表现。罗稷南抽了个空隙，向毛大胆提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的态度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竟得到如此严峻的答案。罗稷南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作声。这段逸事很出名，后人研究反右史或知识分子史，总喜欢以此为由头来隔山打牛。也许，正因为历史残酷到不容假设，人们反倒更愿意沉浸于假设的迷情。但这样的设问，并不只具有意淫的意义，还生发了批判现实的锐利光芒，乃至拓宽了历史学既定的疆域。1936年去世的鲁迅，活到1957年会如何，历史没有回音，亡魂沉寂无声，我们却看到鲁迅的精神传人从黑暗之中挺身而出，用自由和生命铸造着惟一的答案。与其说鲁迅活在1957年会如何，不如说鲁迅精神活在1957年会如何。无端想起这些，是因为如今距离M.K.甘地先生辞世，恰好六十年；是因为在汶川大地震期间，我读到穆旦作于1948年2月4日的《甘地之死》，联系起近若咫尺的灾难——而甘地的逝世何尝不是一场比地震还要可怕的灾难——这首诗的第一节是如此痛彻心扉：不用卫队，特务，或者黑色的枪口，保卫你和人共有的光荣，人民中的父亲，不用厚的墙壁，把你的心隔绝像一座皇宫，不用另一种想法，而只信仰力和力的猜疑所放逐的和平，不容忍借口或等待，拥抱它，一如混乱的今日拥抱混乱的英雄，于是被一颗子弹遗弃了，被这充满火药的时代和我们的聪明，甘地，累赘的善良，被挤出今日的大门，一切向你挑战的从此可以歇手，从此你是无害的名字，全世界都纪念用流畅的演说，和遗忘你的行动。——甘地真的成为了“无害的名字”？我们真的“遗忘你的行动”？对勘光怪陆离、花果飘零的新世界，不由使我设问：假如甘地活在今日之中国，他会怎么样呢？甘地精神是被发扬广大，还是如许多伟大的真理或谬论一样，在华夏热土零落成泥，湮没成尘？二甘地精神已经与“非暴力不合作”划上了等号。“非暴力”是外形，“不合作”是实质；“非暴力”追求程序正义，“不合作”追求实质正义。可以对比它的两个邻居，“暴力”而“不合作”即革命，“非暴力”而“合作”即顺服，倒未必全是奴隶式的，改良者亦会选择这种方式与当权者与虎谋皮，喜剧政治学的坚守者亦会以过分的、变态的“合作”行动，来嘲讽、消解恶的价值，使恶荒唐而不名一文。“非暴力不合作”既非革命，更非改良——它与后者的歧异在于对统治阶级的信赖程度，一者相信当权者会在自己的教化、引诱之下有可能走向善好的制度，一者则认为从内部无法改造当权者的气质，所以必须建构“不合作”的压力，从外部逼迫其进行政治整形手术。那些判定甘地为改良主义者的人们，多半没有注意到这一隐晦的历史细节：甘地对英国殖民者的信任度并不高，而依他的出身和经历，完全可以选择与当局“合作”，就像与他同时代的中国的戊戌巨子们。从字面上看，“非暴力不合作”不难做到，似乎人人皆能，但甘地何以因此被万众尊称为“圣雄”呢？则涉及“非暴力不合作”的本质：一种道德的、乃至具备宗教纬度的社会整合运动。它所追求的不是以恶对抗恶，亦非以善对抗恶——在甘地看来，过激的“对抗”本身就不是善的——而是以善消融、驯化恶。用中国的一句老话说，叫“以德服人”。德至上者，是为圣人。甘地的形象，颇接近《论语》里的“圣人”。“非暴力不合作”的道德属性，不在于甘地的论说：“有一件事在我心中是根深蒂固的，就是深信道德为一切事物的基础……”而在于这种思想的社会运动形态。不妨看一下甘地的信徒如何贯彻圣雄的思想。1930年，为抗击英国殖民者对食盐之分配权和赋税权的强硬垄断，甘地发动了“向食盐进军”，与信众一同到丹地海岸自制食盐，最终导致包括甘地在内的数千人入狱。在狱中，甘地写信说：“一位主张非暴力的人，手握食盐，象征印度的荣誉。紧握盐的手可被砍断，但他决不交出食盐。”更可观的是他的信奉者，被后世誉为“自由的圣女”的女诗人萨罗吉尼·奈杜，她率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