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件最好不要修改——摘自《当前党史中的几个问题1》应该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它们（党的历史文献）作实事求是的全面分析。搞历史，不但要研究正确的东西，也应该研究错误的东西。在一定意义上讲，研究错误的东西反而更重要。恩格斯有一句名言：“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那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马恩选集》四卷285页）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实事求是地全面分析，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党的历史文献，也适合于对待毛主席著作。“句句是真理”，是任何人都办不到的。毛主席著作中充满革命真理，但是也有错误。有的是在当时是正确的，以后情况变化了，不适用了，也有的在提出的当时就是错误的，听取了不正确的情况，作出了错误的判断等等。毛主席教导我们遇事都要先问一个为什么，看是否真有道理，然后再决定是拥护还是反对。这个原则也应当适用于对待毛主席本人的著作。有些同志提出，毛主席著作中有些是后来修改的怎么办？这种情况确实不少。比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六年发表的三种版本上都没有提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贫农“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一句话，也是后出版《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才增加的。这确实给党史工作增加了一个难题。因为，一般说，作者有权修改本人的作品，毛选前四卷都是经过毛泽东本人审阅修改过的。但是，我们讲党史，首先要尊重历史，当时发表的文章中没有这句话，不能硬说有。至于说，文章中没有这句话，是不是毛泽东同志当时就没有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还没有形成，或者还不够明确。那也不能孤立地只研究这两篇文章，还应该联系这两篇文章前前后后毛泽东同志的言论和行动认真加以研究。就我自己的想法来说，历史文件最好不要修改，作者本人也不要修改，保持历史原貌。有些事后发现不够妥当的地方，可以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对待《共产党宣言》的态度，写序言或加注释，加以说明。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一八七二年德文版序言》中说，“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经没有权力加以修改。”这是何等严格地尊重历史的科学态度啊！可惜，我们在对待历史文件方面没有采取马、恩的科学态度，而是常常为了所谓现实斗争的需要去修改历史文件。这方面最恶劣的典型就是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毛泽东选集》的修改。他把毛主席著作中所有涉及到刘少奇的地方统统砍掉了。结果造成中央军1金春明同志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在辽宁省中共党史学会理事扩大会和辽宁省高等院校中共党史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报告委在皖南事变后任命新四军领导干部的命令中，只有代军长、副军长、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而没有政委；一九四七年延安撤退后成立的中央工作委员会没有书记。这是康生等人别有用心，同其他一些修改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但是这种对历史文件的修改，经过一段实践再回头看，效果往往不好。这里我只举两个例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很多老同志都知道原来叫作“给林彪同志的信”。本来这封信在一开头就是批评林彪的右倾悲观思想的。毛泽东同志在信中说：“我从前颇感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悲观的。去年五月十八日晚上瑞金的会议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林彪知道这封信要公开发表的时候，专门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去掉他的名字说：“我认为只公布信的全文，而不公布我的姓名，就更好些。在党内干部中，公布姓名是可以的，如果在党外，尤其是在国外公布姓名，就容易引起对我党内情况不了解的人发生种种无益的推测。”为了照顾林彪的名声，公开发表时就作了修改，删掉了前边的一段话，把对林彪的批评改为泛指。使一些年青同志看这封信时，很难知道这是批评林彪的。当然，即使被原件发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