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腐败看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的生存困境及对策探析摘要：报纸、电视及网络等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但媒介在发挥新闻舆论监督功能的充分性仍有待提高。本文将以反腐为例，从生态环境的角度分析新闻舆论监督的生存困境，同时提出一点自己关于改善这种环境的拙见。关键词：反腐；新闻舆论监督；生存困境；对策：G210文献标识码:A:1006-026X(2014)02-0000-01新闻舆论监督，是以新闻媒介为载体进行的监督。当“反腐”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无论是从媒体的责任与义务出发，还是从商业角度看，媒介都需要对事件进行及时的报道或评论。媒体的报道进入公众视野后，借助公众形成的群体压力，成为媒介所具有权威的。媒介所具有的权威又可以督促相关人士关注，解决事件，从而实现监督功能。“表叔”、“房姐”等腐败现象是在网络媒体中得到揭发，新闻媒体对事件的最新进展及时进行报道，同时发表各种评论，形成一种警示与压力。但在我国，新闻舆论监督功能得到发挥时，却也受到某种限制。一、新闻舆论监督存在的困境(-)行政力量的过度干预经济学家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E・Wi.lliamson)1985年给机会主义行为下了这样的定义：“自我利益的狡诈追寻行为”。由此，信息机会主义可以称作是为了自我利益而进行的信息筛选与加工行为[1]。大多数行政领导，都依据自己的政绩来影响媒介对事实的选择,对有损自己政绩的事件，会要求当地媒体少报道或不报道，以至于新闻媒介不能够很好的履行其职能。而对于腐败现象，主体很可能是行政机关的领导，或者是拥有良好人际关系的相关人员，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媒介要施行舆论监督，让事件见诸报端，需要冲破种种阻碍。有时事件刚刚显露，就被外力扼杀在萌芽之中。当然，只有接受党的领导，我国新闻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才能保证不“变质”。新闻事业才能更好的发挥舆论监督功能。但行政力量的过度干预，将会影响媒介对事实的选择标准，导致媒介机构不能对事实进行止常报道，也就阻碍新闻舆论监督功能的发挥。另外，在对上级部门进行监督的过程中，或者对某些“反腐”行为进行报道的过程中,媒体人有时也不得不考虑上级部门的反映，会想自己会不会因为此事，而遭受什么，这都为媒介更好的履行舆论监督职能蒙上“忧郁”的色彩。因此平衡好行政领导与媒体机构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显着颇为重要。(媒介组织或媒体人追逐经济利益，放弃职业操守腐败现象，就像眼中的沙子，不被容忍。这些群众十分关心的事件，其所具有的新闻价值，没有一家媒体会拒绝报道。对“腐败”现象进行揭露或追踪报道，可以赚取受众的眼球，获得发行收入，进而带来了巨额的广告收入，丰厚的收入也随之而来。但吸引眼球的新闻，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有时也被某些媒体作为“生财”之路，刻意捏造出来。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介机构走上了“企业化经营”的道路，自负盈亏。有些媒体人为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抛弃职业道德规范，放弃自己的职业底线，并且不恰当地使用话语权，造成报道失实的现象屡见不鲜。针对这种现象，有人提岀通过提高媒体人的工资收入，来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但追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商业化的浪潮中，媒体人的“自律”意识不强,没有抵挡住外来事物的诱惑，希冀获得太多的经济收益，错误的运用了自己手中的权利，所以造成了不实报道。（三）媒体人缺乏法律保护冃前，我国没有针对新闻舆论监督的专门法律，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新闻舆论监督侵权诉讼的过程中，所依据和引用的法律条款主要是《民法通则》、《刑法》及相关的诉讼法。这些法律属于适用范围广泛的“普通法”，难以兼顾新闻舆论监督诉讼的特殊性，所以在审理新闻舆论监督诉讼案件时，就有可能发生一些不尽合理的现象［2］。一方面，在进行新闻监督的过程中，当事人就可能以侵犯名誉权或者隐私权等对记者提起诉讼，而这样的现实环境也不利于新闻舆论监督的进行。尤其在反腐报道中，会牵扯到名誉权、隐私权、荣誉权等问题，同时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如果把握不好尺度，涉及到这些问题的可能性就更大。媒体因实施舆论监督被频频告上法庭，虽然媒体及其工作者自身的确存在着不规范的问题，但传媒的败诉率之高,也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