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音乐在中国音乐史中的地位摘要：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音乐都具有悠久的历史。纵观历史，少数民族音乐早在夏朝就与中原音乐相互交流,，并呈于宫廷，成为中国音乐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关键词：历史、乐器、不可缺少正文：查阅历史书籍，自《竹书纪年》记载：少康即位,方夷来宾,献其乐舞，史书所载，四夷舞或四裔舞，即周朝列入宫廷的周边少数民族乐舞。自周以降,历代皇帝多沿袭周的传统设四夷乐部。汉代四夷乐在宫廷占有重要位置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在《东都赋》中记述当时荟萃洛阳表演的四夷舞有东夷的《矛舞》，西夷的《羽舞》、西南夷的《戟舞》和北夷的《干舞》古代巴人歌舞，巴渝舞,周初传入中原,用作军队乐舞,汉初流行日盛,并入宫,廷。刘邦“数观其舞,后令乐工习之”。西汉武帝以前,我国宫廷乐队主要采用华夏古乐器,随着与西域的沟通,水陆“丝绸之路”的开放,促进了中原与西部少数民族之间,与中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少数民族音乐和外国音乐、乐器不断传入,丰富了我国音乐文化特别是隋唐时期的九部乐、卜部乐中,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西凉乐均来自少数民族地区。其中龟兹乐在少数民族音乐中最为杰出《大唐西域记》写道“屈支国⋯⋯管弦乐伎,特善诸国。”隋唐时期龟兹乐不仅盛行长安,唐开元间,玄宗皇帝将龟兹乐赠给南诏。金城公主远嫁西藏时,唐中宗赐以“锦增别数万,杂技诸工悉从,给龟兹乐。公元561年,周武帝时,随突厥皇后来中原的音乐家苏抵婆,其所传的“五旦七声”理论,隋代音乐家郑译用其七调,求合旧乐七音八十四调,曾对中国音乐理论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清代是以满族贵族为统治者的政权国家,与唐代有许多相似之处。一、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与邻国友好相外,交往---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频然。二、统治者重视利用音乐为祭祀、宴飨、朝会礼仪服务,而且皇帝身体力行唐代有唐玄宗、唐太宗,清代有康熙和他的孙子乾隆等人。唐太宗李世民重视音乐,而且善于演奏被称为“八音之领袖”的揭鼓（少数民族乐器）；当传教十将西洋乐器传入紫禁城时,康熙皇帝非常喜欢,并学习西洋乐理和乐器的演奏。乾隆皇帝还亲自建立了山14名太监为乐师的中国第一支西洋管弦乐队。隋唐有九部乐、卜部乐,清代也有九部乐。《清史稿·卷一百一·志七十六·乐八》载“宴乐凡九：一曰队舞乐（又名“庆隆舞”），一曰瓦尔喀部乐（瓦尔喀部在今吉林省东部）,一曰朝鲜乐,一曰蒙古乐,一曰回部乐,一曰番了乐,一曰廓尔喀部乐（即尼泊尔乐舞），一曰缅甸国乐,一曰安南乐“队舞乐”是清宫中最重要的乐舞,列为宴乐之首,清宫大宴必须先演“队舞乐”,后演“四裔乐舞”。从民族音乐发展的角度看,统治者集少数民族乐舞和外国音乐于宫廷,有利于民族音乐的保护、发展和国内外音乐文化的交流。乐器是人们表达喜怒哀乐的工具。奏乐自娱是我国少数民族生活的一部分。据统计,我国共有民族乐器约700种,而少数民族乐器就有近500种。山于少数民族地处边远山区,过去交通闭塞,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他们创造、保存的大部分具有特色的乐器,不见史籍记载,自至本世纪，80年代才被记录成书。如壮族无按孔膜鸣乐器竹膜管、合欢箫,基诺族的无按孔横吹边棱音气鸣乐器“尼贝”,低族的独弦擦奏弦鸣乐器“适振”,我国最早的击弦乐器之一的瑶族竹筒鼓,哈尼等民族的无按孔簧管气鸣乐器“乌翁”,首先发明栽种水稻的百越民族后裔一壮族,从春稻谷具发展而成的击奏体鸣乐器“碧”,低族用于祭祀、庆典、报警、歌舞的木鼓,等,这些乐器存在的价值远远超过乐器本身,它们是研究我国乐器发展史的“活化石”。从考古资料也可以看到少数民族乐器具有悠久的历史。葫芦笙、铜鼓是源远流长盛传不衰的少数民族乐器。1957年云南江川李家山---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和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的铜葫芦笙,据测定属春秋晚期战国初期的遗物,距今至少有2500年历史铜鼓,是至今流传在我国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川等地和越南、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的击奏体鸣乐器据学者研究,出土于我国云南楚雄彝族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