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时在阅览室，我无意中看到了《八月炮火》，翻开第一页就吸引了我，“1910年5月的一个上午，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出殡，骑着马在队伍中前进的有九个帝王，多么宏伟的一个场面！……灵柩离开王宫时，议会塔尖沉闷的钟声报时九下，但在历史的时钟上则是日薄西山的时刻。旧世界的太阳正在西坠，虽日华灿灿，但已奄奄一息，行将一去不复返了。”与课堂上正在学的枯燥无味的教程相比，这样的描写生动形象，一下就吸引了我。本书描写德国总参谋长史里芬伯爵：“普鲁士的军官有两类，一是颈粗如牛，一是腰细若蜂，他属于后者”；“在东普鲁士一次通宵野外参谋见习结束后，旭日东升，朝阳下普雷格尔河波光闪耀，景色绚丽，一个副官指给他看的时候，他注目一瞥便回答说：‘一个不足道的障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已经超过100年，而这部出版于半个世纪前的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Tuchman）的著作，迄今仍然是关于这次战争最好的作品之一，在严密史料考据的基础上，细节见微察著，见识深远宏大，行文流畅优美，故事引人入胜，揭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诸列强间深植于历史，并被现实利益的冲突放大、复杂化的恩怨，他们互相极度猜忌，互信丧尽，即使英、德、俄三国君主均是关系密切、从小长到大的血亲，也无法解开，只有一场血流成河、空前残酷的大战才是必然的归宿；各国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也非常高昂、乐观，在战争爆发的8月，欢送子弟、丈夫上战场，甚至还乐观地认为他们还来得及在凯旋后，收割即将成熟的庄稼；各国的军队更是一直厉兵秣马，从上到下抱着必胜的信心，而战争计划早被一次次地演习、作业……此前理性的知识界普遍认为世界大战不可能发生，因为随着轮船、火车的普及，各国间的经济交流日益密切，利益相互紧密依存，战则两败俱伤。但事实上，这场大战无可避免，只需要一点契机：萨拉热窝的几声枪响。这一巨大、重要的事件又一次证明，人类运用理性与智慧来预测社会宏观事件，常常会沦为笑柄。在一个世纪后的当下，一战爆发前，世界霸主似要即将易手的局势，更让现代人有似曾相识之感，人类的智慧与天性一直滞后于物质、科技的提高，无法对其抱有过于乐观的估计。现在的历史研究越发专门化、碎片化，并力求（社会）科学化，却常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者只了解一个人的每块骨骼的轻重、尺寸，但却对这个人的外貌、习性、爱好、阅历等一无所知。这真的是经典的历史学么？我本人也涉猎过专门化较强的经济史、人口史，它们均试图运用社会科学化的方法来分析研究历史，但现在却越发认为经典的历史学还是传统的叙事，它的本质是艺术，而非科学因为科学的最基本的标准是能够重复检验，而经典的历史学绝无可能达到这一标准。但传统的叙事历史要求更高：一要有非凡的洞察与分析，如果讲述的都是一般人都知道的常识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二要有流畅、漂亮的讲叙与文笔，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读之味同嚼蜡的历史叙事不仅无人问津，只能在小范围内自娱自乐，而且也无从证实、证伪，没有一些从事者经常喜欢标榜的所谓科学意义。与所有的艺术一样，经典的历史叙事要求需要很高的天赋，而非仅仅依靠学科的训练、知识的积累就可以达到：好的叙事史要求的艺术与洞察力并存，极难企及。为何《史记》、《汉书》流传了两千多年，一直如此经典、脍炙人口？就是因为它们都卓越地做到了这两点，而作者的深厚背景、丰富阅历与深刻的洞察力，更是后来的治史者望尘莫及的。虽然同属艺术，但经典的历史叙事又与虚构的文学不同，它需要大量的、多信息的原始资料互相证明，尽可能地呈现一幅写实的画卷。《八月炮火》中的每一处细节都有经过考订的资料。真实事件的精彩程度远超过虚构，在重要细节生动还原的基础上，将这些事件用宏观全景的见识一气呵成贯通，其难度远超过一项专门化的研究，因此中国历史学界每年产出数千论著，几十年下来，却鲜有像《八月炮火》一样的作品，也就不足为奇了。